还好华谊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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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毒眸(ID：youhaoxifilm);文：武怡楠; 编辑：江宇琦
马云曾开玩笑说，王中军是他见过“最懒的CEO”。
“他每天11点起床，起床后喝个茶，再吃个饭。去公司转悠一圈，回来睡个午觉，午觉醒来后喝个茶、找人聊聊天。聊天之后准备晚饭，晚饭后再搞一个Party。哪有这么好的CEO?”马云笑称，王中军曾多次找过他谈投资华谊兄弟，但马云表示“投谁也不能投这样的人，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王中军知道马云是在开玩笑，他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曾回应称：“(我)习惯上午不太上班。作为一个公司董事长，如果天天都有工作量的话，可能老板当得有点问题。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大多数的业余生活就是抽支雪茄、画一会儿画。”
但世间万物都逃不掉“真香定律”。
阿里影业继2019年借了华谊7亿后，上周又和腾讯、复星系的豫园、国资的山东经达等一起，参与了华谊22.9亿元的定增——实际上，马云本身就是华谊上市的推动者，截至2019年底还是公司前五大股东;而2019年，王中军则回到公司的“绿灯委员会”，宣布参与所有电影项目从孵化到宣发落地的全过程，拥有一票否决权。
所有这些“一反常态”的背后，是华谊的“危急存亡之秋”。在连续两年的亏损后，华谊于上周发布了最新的财务报告，公司2019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40亿元，去年同期亏损11亿元，同比下降262%;2020年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4亿，上年同期为-9393万元，亏损幅度扩大。
截图自华谊兄弟2019年财报
大笔现金的流入，能帮助华谊缓解资金和债务危机;巨头加磅和渠道拓宽，能够丰富盈利的可能性;但在毒眸(ID：youhaoxifilm)看来，这次定增背后最关键的，还是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华谊还有兄弟，在公司乃至中国电影最艰难的时刻，华谊过去二十多年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其作为最老牌上市影企的产业与投资价值，让其有了绝地反击的资本。
果不其然，定增消息发布的4月29日，华谊的股票便收获了一个涨停。而华谊现任副董事长兼CEO、王中军的弟弟王中磊当日也心情大好，在朋友圈十分活跃，点赞留言了不少恭喜、鼓励华谊的内容。
不过想要真正脱困，短期内股价的反弹还远远不够。作为中国最老牌的民营影企之一，过去几年华谊兄弟在电影业务上失语太久了，“去电影化”原本是为了丰富盈利模式，但没想到却险些使其丧失阵地。资本能为公司在逆境中开路，但想要立足、找回话语权，则还得是靠自己、靠做大做好主业。
华谊方面也没有避讳当下所遇到的困境，王中军今年几次接受采访时也都提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和他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
他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到：“我在疫情当中思考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公司未来的主业怎么去做?人才怎样留得住?钱怎么找?这是我当前的主要工作。”而这三个问题背后，也是华谊的破局点。
主业：和电影“走散”的日子
“不做电影还能做什么呢?我一辈子都想做出一部中国的《辛德勒的名单》。”
在《财新》的专访里，王中军又一次提起了他的电影梦。而在华谊上市的前夕，他也是这么描绘公司未来蓝图的：“人有梦想会活得比较有意思，感觉好像给自己有压力了，但是同时也觉得自己有干头了，我觉得华谊兄弟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美国的迪斯尼或者是美国的时代华纳。”
但其实和从街头电影放映生意里逐渐走出的杰克·华纳四兄弟不同，同样生长在四兄弟之家的大小王，与电影的结缘多少有点阴差阳错。做广告起家的兄弟二人，于1998年经朋友介绍参与到了英达拍摄的情景喜剧《心理诊所》，而后又机缘巧合地在开机宴上认识了英达的老朋友冯小刚。
万万没想到，这个当年一直渴望融入大小王他们所在的机关大院圈子的“胡同儿童”，居然会在成为了华谊在日后的拓路者：1999年年末，华谊参投的冯小刚作品《没完没了》上映。影片最终豪取3500万的票房，成为2000年票房最高的国产片。而当年全国总票房仅8.6亿元，这一部电影的票房占比就达到了4%。
这是王氏兄弟在电影上掘到的第一桶金。尝到甜头的他们，把冯小刚这枚“核武器”签到了华谊，也顺势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02年前后，广电总局先后发布了《电影管理条例》等，鼓励民营资本注入影视制作、放映、演艺等文化行业，华谊开始在电影和经纪人业务上加码。
从《没完没了》开始，华谊和冯小刚一共合作了18部电影(包括未上映的《手机2》)。而2010年之前，双方合作的每一部影片，单片票房都没跌出过年度前三，其中包括三次年度票房冠军。
此外，那些年里华谊还和陆川、李玉、周星驰、徐克等名导有过深度合作，在公司电影业绩最辉煌的2006-2008年，华谊上市招股书显示，国产电影排名前十的票房收入约六分之一被华谊收入囊中。
《没完没了》剧照
那些年里，有一件事颇能体现华谊在电影业务上前瞻性，那便是与陈国富的合作。
2006年，陈国富以电影总监制的身份加盟华谊，对监制这一身份给予如此高的重视，这在内地影史上堪称创举。而也正是在陈国富的助力下，才有了日后的《风声》《唐山大地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优质影片。
陈国富在华谊的七年，参与的电影累计贡献了约35亿票房。相对于更擅长资本运作的王氏兄弟，以及更关心创作的冯小刚，很多人相信华谊正是有着陈国富的存在，才能长期保持稳定的产出和品质。冯小刚说过内地电影真正的监制制度，就是从陈国富开始的——这份开拓性，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是十分值得肯定与重要的。
“如果要书写中国电影发展近10年的历史，华谊兄弟是一定不会漏掉的名字。对于我和我的公司，我非常骄傲。”2008年，王中军接受了搜狐娱乐的专访，当被问到在中国娱乐产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时，王中军颇为自豪地表示。“我的要求不高，华谊兄弟能在中国娱乐事业的大发展中，保持住自己就够了。”
但“保持住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早在2009年，王中磊就和内部高管提起“去电影化”，表示“华谊一定不能只做电影”。2014年，华谊兄弟正式启动去电影化战略，主攻影视娱乐、实景娱乐和互联网娱乐这三大板块。该战略的初衷是为了丰富盈利结构，可令华谊头疼的是，这一说法却在日后被很多人解读为“华谊不要电影”了。
华谊兄弟的实景娱乐——电影小镇
但这也不都能怪外界“想太多”，因为自打“去电影化”的概念提出后，华谊不断加码实景娱乐等业务，投资领域也多有斩获，但是在内地电影领域上，确实逐渐开始失语：根据年报显示，2014-2019年间，2014、2016、2019年这三年，华谊影视娱乐板块的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都是下降的，降幅分别为38.37%、9.56% 、42.93%。
2015年，公司参与投资、制作、发行了《天将雄师》《寻龙诀》《老炮儿》等一批热卖电影，累计收获总票房约43亿元，是当年成绩最好的民企之一;但到了2016年，华谊的全年总票房只有15亿，票房排名从上一年的第7滑落至第24。
而去年，华谊票房过亿的主控影片仅有《只有芸知道》《云南虫谷》和《小小的愿望》三部，票房成绩也在1亿-3亿之间徘徊，没有产出太多爆款。
随着电影业务的失语，2016年华谊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业绩的下滑，扣非净利润仅为-4018万，同比下滑了108.52%。这一年华谊之所以还能够盈利，很大程度上是和资本操作有关——正是靠着套现掌趣科技获得的7.25亿投资收益，当年公司才能盈利8.08亿。
2014年年底，王中磊还在华谊的内部信中表示，要不断加大电影业务的投入，保持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但在2019年年底的内部信里，他却直言过去一年“战线过长、投入过大、公司负担过重等快速扩张带来的副作用集中显现”，并称除《八佰》档期调整，2019年华谊兄弟主投主控的电影一片空白，全年业绩表现不佳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电影业务的不作为。
2019年华谊兄弟收入前5名的影视作品
(截图自华谊兄弟2019年财报)
而同年年初，在面对机构调研时，王中军对于电影团队的反思则更为直白一些：“项目选择的精准度不达预期，开发项目能力发挥失常，导致2018储备匮乏;已有项目的市场定位和市场风险研判不足，导致执行力度不到位……一部电影好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有功劳，但一到不好的时候，错误在谁就根本找不到了。”
在这次调研中，王中军还反思了华谊前几年投资大手大脚的问题：“绿灯委员会前几年太粗放，几个亿成本的戏两句话就拍了。”当年刚创业时，华谊每部电影都研究得仔仔细细，就连冯小刚的《集结号》，在资金问题上王中军就考虑了两个月。可最近两年，有爆料称有时和王中军打个招呼，一个项目就能定下来。
“所以要说掉队，原因就太多了，我觉得一个企业总是有起起伏伏。”王中军也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坦言，种种原因趋势下，公司的电影业务不比往昔了。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他选择在2019年重回绿灯委员会，准备重新提振电影业务。
只不过，这个时候国内的电影空气，已经和整整20年前，华谊第一次赚钱时大不一样了。
冯小刚第一部没有赚到钱的商业片《1942》诞生于2012年，而那也是徐峥的《泰囧》横空出世的一年。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导演与公司，开始分食电影这块蛋糕，电影市场逐渐走向成熟，观众的观影口味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点此阅读：民营电影公司的“五大”，早该重排坐次了)。
王中磊、王中军、冯小刚
互联网势力的强势崛起，成为了时代变革的引领者。2015年阿里影业成立，博纳董事长于冬预言，“未来传统影视公司都要给BAT打工”，而这也在今天得以应验。其实并不是BAT更懂电影，只是他们更了解观众与用户，从而改变了游戏规则，传统公司的公式逐渐失灵。例如原先发行主要靠线下物料、定档主要靠经验、排片主要靠喝酒，可现在大数据却把这些模式都改造了。
很多同时代的公司们都看到了时代变革的契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博纳把主旋律做成了招牌，光线则做大了动画和青春片。对此，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何利曾表示，中国电影市场在过去几年爆发式增长，但华谊却未及时抓住机会，反而停滞不前。
但是业内普遍相信，华谊作为老牌公司，在IP储备、出品经验和行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还远没有到要退出游戏的时刻——危机之下，华谊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切口，来帮助公司重新回到牌桌。
人才：铁打的华谊，流水的兵
华谊兄弟最后选择的“切口”，还是“兄弟”。
就在定增消息披露的当天，华谊还向外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华谊兄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的叶宁近日提出书面辞职申请，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此后叶宁仅担任华影天下董事长一职，而华谊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中磊将全面负责公司电影业务。
截图自微博@每日经济新闻
叶宁的交棒，被一些人视作华谊引进职业经理人的尝试宣告失败，公司正式回归了家族式管理——这是当年王中军想极力避免的。他在解释引入“外人”的原因时说：“自己的弟弟当部门老总，管理上挺有难度的，你给他定目标，又不好意思。你说今年必须完成3个亿的税后净利润，没完成又如何?”
为了能够避免这一问题，王中军花了大力气，在2016年时把万达电影业务的掌门人叶宁挖了过来——此前两三年里，在叶宁的带领下，万达影视和发行业务纷纷跻身国内第一梯队，他也被视作国内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之一。而此次挖人，甚至在当年引发了《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风波。
《我不是潘金莲》的排片风波
然而花大代价挖来的叶宁，却没有赶上好时候。
叶宁来到华谊的2016年，正值内地电影市场发展速度放缓的转折点，这一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12亿元，同比增长3.73%，相较于2015年48.7%的增速大幅跳水;而随后几年，受华谊影视策略调整影响，公司整体好项目储备也不多;至于《八佰》《手机2》等重磅项目，也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顺利上映，可谓是雪上加霜。
叶宁在任期间，华谊为数不多的好项目要数《芳华》和《前任3》，但这并不足以令老板们对其满意。有知情人和毒眸透露，2018年《前任3》大卖后，曾有人问王中磊对叶宁的评价，王中磊表示：“我觉得满不满意，很难去用一部两部片子去说。”去年年底王中磊在内部信中公开批评电影团队时，就有消息称叶宁要卸任了。
《前任3》(票房：19.42亿元)
关于叶宁的卸任，一些熟悉华谊的人并不意外。
多年以前，原华谊签约电视剧制片人李波曾提到过：“公司和我们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老板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度，但一旦出现投资超额、达不到要求的回报率等情况，我们会受到一定的惩罚，甚至被淘汰……五年做了八部戏，几乎没有停下脚步的时候。”有人认为，管理制度是导致过去几年不少影视制片人从华谊离职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为了重新提振剧集业务，王中军在2009年时约谈了国内一大批顶尖的制片人，希望他们在华谊建立自己的制片人工作室。但结果好几位合作密切的好友都没有答应他的邀约，其中张国立给出的理由就很直接，他不愿意承受一年两部电视剧的压力以及一些管理制度，他想自由些。
除了影视创作人才上的流失，华谊这十多年来另一大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则在明星。华谊的成名路上，离不开众多大腕的助力和加持，但近年来，很多华谊的一线明星纷纷选择自立门户，其中就包括周迅、黄晓明、李冰冰等曾经的华谊一哥、一姐们。
目前华谊兄弟经纪旗下艺人
(截图自华谊兄弟经纪官网)
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是行业的客观规律。某华谊离职高管曾向《棱镜》称：“在某一阶段，优势人才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代表了流量，这当然是一个壁垒。但来自于人才流失和热点转换，对影视公司来说，这个壁垒能够保持的时间非常短。内容制作公司要长期保持在一个位置，真的太难太难了。”
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和华谊自己的战略调整有关。因为去电影化的策略，华谊的电影产能下降，对于很多艺人或创作者来说，这确实会让华谊吸引力有所下降。
当年华谊前经纪人郭红波在微博发表的《致王中军先生的一封信》中就写到：“对于一个不缺电视剧的演员来说，人家签华谊图什么?不就是图华谊的电影吗?”他透露，此前就有艺人因未能拿到电影约而选择离开华谊。
“约满了就去尝试下新的可能，这个很正常的。”虽然王中军曾如此评论人员的流失，但最近几年他却很多次提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曾提到过“更多、更新、更高品质的内容产品，离不开创意人才。”而在这几次反思中，他也提到了留住人才的重要性——其实除了艺人、经纪人和制片人，包括陈国富、负责实景业务的秦开宇等大将，也都在过去几年里陆续离开了华谊。
对于当下中国的影视公司来说，在商业模式不够成熟、对票房依赖度较高的情况下，人才的储备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司业绩的稳定。
譬如此前几年冯小刚作品的口碑和票房收入几近成为了华谊业绩的晴雨表，业界更有“冯小刚一咳嗽，华谊就感冒”这样的说法。
不仅如此，曾有制片人向“商学院”分析：“(华谊)最早成功之后只跟电影圈里固化的一群‘老炮’玩，比如冯小刚、高群书、徐克等大导演。但是，这些人的片子第一需要费用大，第二投资周期长，第三，这些导演也都在不断复制自己。所以很难拿到电影圈有爆点的新鲜血液的东西。”
华谊兄弟“H计划”第五季合作导演、监制合照
此前华谊其实也曾试图培养过一些新人，例如《太极》系列的导演冯德伦。不过因为该片前面两部的票房效果不佳，也影响了后续内容的开发。再加上公司整体电影业务布局，也使得华谊能提供给新人的机会相对有限。
而在华谊电影业务波动的日子里，很多新老公司其实都在“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阵营。
例如前段时间被曝财务造假的“爆款制造者”北京文化，之所以能在近年异军突起，就与其在2015年后请来经验丰富的宋歌担任董事长，并通过各种合作模式招揽与绑定陈国富、张黎、乌尔善、徐浩峰、吴京、丁晟、郭帆等顶级人才有关，其中有不少都是近年来冒尖的新锐。
上述制片人认为，一家电影公司老板，需要把大量时间花在挖掘新鲜血液上，要跟最年轻的人在一起，从中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而从这几年行业的变化来看，搅弄市场风云的正是陈思诚、文牧野、饺子、郭帆等这样的70后、80后导演。
如今王中磊重新掌舵，意味着华谊想要增强在电影业务上的把控能力，这或许可以尝试复制华谊曾经的成功公式——这正是华谊的优势所在;但是人才问题，才是关系到电影业务能否扭转乾坤的命脉。
找钱：资本的花路不好走
其实早年间，华谊也不是没有感受过人才大批流失带来的压力。
2005年，华谊经纪的负责人王京花因为种种原因离职离职，带走了一大半的明星大腕。但也是这一年，马云开始先后以雅虎中国和个人名义，投资了华谊。
马云在2017年的一次活动上透露，他当时常常花很多时间和王中军聊商业模式的事情。另有说法称他还专门花时间帮华谊稳住了冯小刚，让后者选择继续和华谊站在一起。后来冯小刚曾说，他很感谢马云，是马云让他在华谊上市时赚了大钱。
冯小刚与华谊高层、马云的合照
在元气大伤的时刻，马云的出现帮华谊稳住了阵脚。不止如此，马云和王氏兄弟成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首批理事后，又在马云的牵线搭桥下和不少浙商结缘。马云、浙商鲁伟鼎和江南春等人，均是华谊上市的重要推手，为此于冬还曾感慨：“如果当初是我遇到马云，那在A股上市的就是博纳。”
王中军在《至少一小时》的采访中称，企业家交朋友是第一生产力，他还细数了自己的朋友圈：“去年在这个股市下行当中，帮我个人出钱，曹国伟是之一。马云、卢志强、史玉柱、陈义红、王玉锁、虞峰、柳传志、胡葆森、陈东升。”
王中军：企业家交朋友是第一生产力
(图源《至少一小时》)
事实上，最初资本愿意和华谊牵手，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关系好。
2005年马云投华谊时，就有阿里巴巴的人分析称，马云是希望借助娱乐来推动雅虎中国的发展。而后几年，包括阿里等巨头、资本开始进入电影市场豪掷重金，也是因为电影行业方兴未艾。阿里在投资光线传媒时，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称，马云和他聊的话题是“3000亿的电影市场怎么做”。
然而时过境迁，文娱产业对于资本的吸引力，或许已经没有那么大了。2019年上影节期间，王长田就感叹曾：“去年以来，资本大退潮……资本大退潮导致我们大量影片找不到资金去拍摄，今年无论是申报电影备案还是电影开机数量都在严重下滑，大家都在观望和犹豫不前。”
大退潮下，华谊的资金压力陡增。公司财报数据显示，华谊的负债率，已从2018年的48%上升至2019年的54.5%;2019年，公司短期借款同比增长985.64%，主要是因为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公司电影业绩上佳的2015年，华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27亿元，而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便已经回落到9035.59万元，现金开始吃紧。
图源华谊兄弟2019年财报
与这种起落相对的，是华谊在各种投资上的“豪迈”，例如当初为东阳浩瀚、英雄互娱、冯小刚的东阳美拉这三家公司，就花掉40亿元。
王中军1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时也直言，前些年因为华谊兄弟的现金流好，所以盲目乐观，将精力放在了投资上，觉得企业做大是靠投出来的。“高估值掩盖了这些东西，就像有些人说潮水退去的时候会见到谁在裸泳，我觉得很多话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你在那个时期你不会想到，有朋友提醒的时候，你也不会往心里去。”
可问题就在于娱乐产业没法始终如日中天。
2018年，华谊商誉减值高达9.7亿元，而这就是华谊前些年快速扩张的连锁反应。此次减值，是因为冯小刚的东阳美拉、张国立的浙江常升、主打票务业务的卖座网、做数字影院设备的GDCTechBVI这四家公司的业绩不达标。其中根据对赌协议，东阳美拉2018年应不低于1.32亿，而实际的净利润只有6500万。
同时，实景业务的加磅，也没有换回短期的稳定的收益。位于海南的冯小刚电影公社，2017年营收达到7.9亿元、为华谊贡献净利润8284万元，但到了2018年时营收仅有2.5亿元，营业利润更是成为负数，仅贡献了110.5万元净利润。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
这些业务的波动性，导致其无法成为公司收获稳定现金流的依仗，而在此期间华谊电影项目的储备和布局又相对“停滞”，因此一旦一两部重要的项目出现了什么问题，公司就有可能命悬一线——2018年被阴阳合同风波牵扯的《手机2》、2019年的《八佰》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此前的文章中毒眸曾提过(传部分券商暂停股票质押业务，“钱荒”影视公司即将无钱可融?)，在政策收紧等背景下，目前市面上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渠道，对于影视类上市公司来说普遍“不太友好”。因此融资门槛相对较低的股权质押，就在近年成了许多民营影企获取现金的最重要手段。
融资难的华谊，近两年里选择频繁质押股权，王中军的股票质押率一度高达94%，王中磊则为99%。不仅如此，华谊甚至开始“断臂求生”，整理出售资产——2019年9月，出售所持有的数字影院设备公司GDC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在2020年初以904万元的价格卖出持续亏损的电影O2O平台卖座网4%股份。
逆境中，靠过去几年积攒下来的一批电影储备在2020年绝地翻盘，似乎成了华谊兄弟最后的机会。可谁料杀入疫情这只拦路虎，一时之间华谊不得不面临一个死局。
在这种绝境之下，就不得不叫人感慨一句，“还好华谊有兄弟”了。
有说法称，此次华谊的定增主要是依靠王中军个人推动，而外界很多人也相信，阿里、腾讯等老友还愿意出面帮助华谊解围，一方面确实是相信华谊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是有情分加成的。在这种时候，朋友确实成了“第一生产力”。
可是资本的友谊并不是那么“纯粹”的，这种输血模式也没法成为一种常态，一口气引入这么多强势的合作伙伴，对于华谊来说既是喘息和逆转的机会，但在更长远的未来，这也可能会成为某种挑战。
尤其是在引入了国资之后，发生在慈文、北文身上的故事是否会在华谊身上重演，还得看华谊如何迈过眼下的坎。此次大输血并非是华谊至暗时刻的结束，相反是因为有了这次输血，华谊才有了回到牌桌、重新闯关的资本——但只要有了机会，就有可能去书写新的故事。
能不能做好主业、通过品牌化和延续性的内容来带动实景的发展，才是关键。“这是个内容产业，不回到内容，不对内容做根本的调整，并借此把商业模式调整过来，资本是不会真正回来的。”一位从业时间超过20年的影企高管告诉毒眸，这不仅仅是华谊的困惑，也是很多中国影企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切才刚刚开始，这家最老牌的中国民营影企，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最危难的时刻里，华谊还是将目光对准了主业、对准了初心。王中军自己也很清楚：“中国想要做迪士尼，没有几十年是不可能的。前几年我们太狂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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