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300万快递员，却没这样一部展现其真实生活的影片

大嘉购整理编辑：

快递员常常以两种姿态出现在公众生活中：第一种是作为连接消费者和商家的中介，他们从仓库收揽包裹，运抵各个小区，挨家挨户配送，纵然是疫情期间，他们也不可能如大多数岗位一样可“云办公”，毕竟负责运抵的是实物，无“云配送”可能，而多劳多得的激励法则又不得不逼着他们希望尽快复工，换得薄酬;另一种层面上，快递员则常常成为社交媒体的消费对象，恶劣天气时，他们的风雨无阻被褒奖与赞扬，谓之“照见了他们的善良”，而在恶性事件系因某个体快递员所起时，舆论偏要波及整个群体的质素，那些被照见的善良也顿时化作乌有，被“素质低下”的愤怒声讨所取代。

然而这两种姿态，其实都不可能为我们真正了解快递员的真实生活，因为除了快递员的身份，他也可能隶属于一个家庭，一名丈夫，也有可能是一名父亲。仓促和忙碌的身影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国内的媒体公众号们津津乐道于炒作快递员的工资高于白领时，英国知名导演肯·洛奇却开始将镜头对准快递员，聚焦快递这一职业给快递员和他的家庭带来的痛苦和希望。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句话是快递员在未见到客户时，在客户家门口留下的一张便条，而这句话也被用作了这部电影的名字。瑞奇是一个快递员，每天朝九晚五地送货，不敢迟到，兢兢业业，而妻子则是一名看护，她要在一天的早晨，连续照顾五个性格迥异、年龄不同的不能自理之人。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叛逆，厌恶上学，女儿乖巧懂事，能够体谅父母的不易。

当瑞奇在从事快递工作之初，他的确是怀着改善负债累累的家庭生活的希望的。于是，当他需要一辆性能良好的快递面包车却发现积蓄不足时，妻子毅然卖掉家中出行的汽车支持丈夫的事业，而自己宁愿乘坐公交去客户家里——这是他了快递工作做出的第一个抉择，虽然对于家庭有所牺牲，但从长远考量，这个选择是对的。

生活看起来会好起来，然而瑞奇自此也开始进入快递公司为其设置的“时间的囚笼”，他虽然可以开着车自由飞驰在路上，然而自由却是假象，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快递公司计算的，那台价格昂贵的巴枪记录着他的位置：他不能偷懒误工，不能延误送达，甚至连小便都需要在车厢内备用一个矿泉水瓶。因为他一旦开始松懈，就会影响他所在的分队的业绩。而如果一旦业绩不好，他的饭碗也将不保。

所以当儿子的老师需要父母双方去学校见面时，瑞奇以耽误工作为由，并未出现。瑞奇简单地认为他的不在场，并不要紧。然而当他的儿子因偷东西被警察抓住时，他必须到场了，为此他必须要向主管请假——他作为快递员的命运，他生活的希望，在这个节点上就此开始下坠。正值叛逆期的儿子，和他的关系越发僵硬，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上发展，他的车钥匙在一天清晨不见，在他误认为是儿子所拿后，因为不能照常上班的怒火，他动手打了儿子一巴掌，他的家庭彻底失控。而他在快递主管的心目中再也不是那个“业绩为上”的好员工。

充满讽刺的是，在瑞奇加盟这个快递公司时，代表资方的快递主管曾告诉他，他们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他们只是合作关系，形式自由，他是他自己的老板，他为他自己挣钱。很明显，当故事进行到后半段时，瑞奇意识到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生活不仅仅越发没有希望，同时陪伴家人时间的减少，家庭关系也越发破裂。

肯·洛奇在结尾安排了一场快递员在路上被抢劫的戏份。这场意外再度让他和他的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但是他的事业陷入了新的诅咒——他必须要赔付那些被损坏的物品，他必须要赔付价值昂贵的巴枪，否则他的工作将无法继续。他辛苦了那么长时间，全都会陷入这场巨大的索赔里。为了保住工作，他必须在满头都伤痕累累的情况下重新投入工作。

肯·洛奇的这部“快递小哥”传记片，拍摄的平实、克制，鲜有剧烈的冲突，但却抓住了这一生存群体的样态。肯·洛奇看到的是，在技术控制日益强化的今天，大量底层工作者寻找生活希望的幻灭。

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戴维•希普勒在他的书《穷忙》中的一段论述与这部影片所描绘的现象颇多相似之处，他描述了一个底层家庭在阶段时间内遇到的“连锁反应”：

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会令孩子哮喘加重，于是家长就要叫救护车，然后他们会付不起医药费，信用记录就此被抹黑，于是他们的汽车贷款利率就要大幅提高，只好买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因此这位母亲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也因此受挫，于是她只好窝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这种被循环的命运一直在等待着他们。

这两天，除湖北地区外，快递行业基本都开始了正式复工。

疫情期间的快递配送，无疑程序上要繁杂的多，他们的配件数量也因程序的繁杂而大大减少。在这样的时刻，也许我们应该多一些真正的善待与尊重，少一些博眼球、赚流量的滥情或煽动。

特别声明：本文为DoNews签约作者原创，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转载请联系DoNews专栏获取授权。（有任何疑问都请联系idonews@do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