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进入关键期，更应警惕“沉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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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脑极体(ID：unity007)，作者：海怪

第二个14天隔离期正在接近尾声。这一数字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有不同感受。它就像我们每个人跟这场疫情定下的战书。现在这场“战役”正在迎来转机。

截至24日，全国已经有8个省份降低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级别。多个省区市确诊病例已经出现连续多日的零新增。

确实，伴随着各地取消交通路口检查、社区解禁以及开学开工的有序恢复，防疫工作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人们也逐渐从疫情突然爆发开始的惊慌无措，到了中期“突然有了超长假”的淡定从容，再到现在因为要在疫情下恢复正常生活面临的种种不便的恼怒和焦虑，人们在疫情后期的心理状态也变得复杂起来。

每个人除了要关注各种喜忧参半的疫情报道，更应该关心自身心理建设，比如我们要提防这样一种心理现象——沉锚效应。

沉锚效应：细数那些“套路”下的锚

所谓的沉锚效应，是一种对人们普遍的心理现象的描述，即在不确定情境下，人们下判断的目标值总是向初始信息即“锚”的方向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

沉锚效应的提出者是两位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早在1973年就指出人们会因为过分重视前期看到的显著的、难忘的证据来进行相应的判断，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也就是人们在判断中存在着沉锚效应。

第二年，他们通过观察实验进一步证明了沉锚效应。实验要求实验者对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百分比进行估计。经过测试，他们发现被测试的小组一开始随机选定的数值对后面的估计有显著的影响。例如，两个分别随机选定10和65作为开始点的小组，他们对分子值的平均估计分别为25和45。也就是后面的估计值明显被前面随机选定的数值所“锚定”。

后面，在这两人的努力下，包括沉锚效应、预期理论等众多认知心理学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经济学和金融学当中，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这一新领域的基础。为此，卡纳曼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总的来说，人们并不会很好地按照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行动，而是会在不确定情形下，按照个人偏好、容易接触到的小样本信息以及对主观概率的盲目偏信而去判断。就以锚定效应而言，人们总是会受到前期获知的显著信息的影响来指导相关的判断。

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以前在商场里和卖衣服的售货员斗智斗勇的场景。对于一个对购买衣服没有经验又对该商场价位不甚清楚的人来说，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让售货员先报一个跟标价差不多的折扣，然后你在此基础上弱弱地还一个差不多价格。售货员的报价就是“锚”，你的还价就是在这个“锚”之下给的一个被引导的结果。一旦你第一次还价就让售货员说出“好的，便宜卖你了”这句话的时候，就证明你被成功“锚定”了。

所以对消费者而言，对策也是有的。如果有主动权，先下“锚”，直接出价或先行申明自己的选择。如果是有选择时间，不要着急被“锚”定，可以再货比三家，获得谈判筹码。

当然在生活中，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有意设定的“沉锚”，比如，星巴克柜台里摆放“依云水”，奢侈品店的店员对陌生顾客摆出的“冷面孔”，水果店老板总是在畅销但不便宜的苹果旁边放上一种更贵的。

总之，对于每个人而言，“锚定效应”的发生是一定的。首先，“沉锚效应”几乎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我们总是会根据获得的第一印象或最初的信息来下判断。其次，我们获得的信息总是“非对称的”或“不完备的”，我们很容易在最初信息给定的范围里做选择题。

更多的“沉锚效应”则是来自于日常的信息当中，比如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社群消息，这些真真假假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我们的判断和行动。我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如何应对“锚定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就需要我们主动了解和克服。

这次疫情下，由于人们长时间对疫情信息的关注，一定程度会产生很多的“信息过载”和过度的情感投射，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沉锚效应”，影响人们对接下来疫情防护的判断。

警惕“疫情沉锚”

回顾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相关报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前期由于高密集地接受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相关信息，或多或少地会产生第一波的“沉锚效应”，就是疫情汹汹，感染人数正在指数级上升，而也许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被感染。因此，大多数人们会更加小心谨慎的应对出门采购以及居家消毒等状况。

(来自百度疫情信息趋势图，与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一致)

前期的疫情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是对于湖北重灾区来说，2月18日以前，每天都有过千的新增确诊病例，甚至还出现一天内上万疑似病例同时确诊的情况。疫情的蔓延速度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人们对疫情严重度的评估自然也随之提高。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有效的信息披露才遏制住很多非重点疫区的人们的“盲目乐观”情绪，能够更加主动地进行隔离防护。

但一些不理智的情况也随之出现。由于前期人们对科学防疫信息了解不足，以及很多过早公布或信息披露不全的“防疫措施”的公布，再加上很多人的恐慌心理，一度造成有些人的过度防疫。比如，媒体刚刚披露一种尚未被临床证实的中药制剂，人们便立刻抢购，当晚就买到全国断货;又比如，专家公布存在着除飞沫、物品接触之外还有一种“气溶胶”的传播介质，让很多人觉得空气里都会传播病毒，随后对各种场合过分消毒，甚至有些家庭出现因过度喷洒酒精造成室内爆燃或氯气中毒的悲剧。

在防控疫情之初，一些“过度”手段和普通人“过度”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锚定效应”的存在，也有效地帮助我们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毕竟，在疫情情况不明朗，感染后没有准确治疗方案的情况下，按照最坏打算做最充分的防护才是明智选择。

然而，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防疫数据信息的快速下降，正在向人们释放出更多乐观的信号。“锚定效应”下的恐惧则很可能转化成有点“狼来了”的麻木感。

据最近的报道，在一些疫情解禁的地区，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行为。比如，四川某地在解禁后在公共场合的休闲聚会，江西某地解禁后第一场赶集出现的人潮聚集的情况，其中还存在着大量未佩戴口罩的路人。

这与初期“沉锚效应”造成的过度反应一样，解禁后的出行、消费的热潮正在形成另外一种新的“锚定”，一旦人们发现身边人们不再那么“认真”防护之后，自然也就放松了警惕。“过犹不及”总是处在我们人性天平的两端，难以找到恰当的中间状态。

用平常心抚平“沉锚”涟漪

疫情防控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期。严格的防控会直接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和收入消费，不加科学引导的解禁又容易造成人们“报复性”的出行和聚集。如何达成有效防控和恢复生产生活之间的有效平衡，正成为当前非常紧迫的事情。

这对于相关管理部门而言是一场考验，对普通人而言也是一次通过“疫情考验”的最后的一道难题。我们可以给出的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保持平常心。

这里的平常心，不是回到疫情前的那种日常状态，而是在掌握科学防护知识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习惯进行一种主动的养成。一方面要慢慢摆脱疫情之初定下的“恐慌”之锚，开始合理规划自己的工作学习计划;另一方面也不能马上“放飞自我”，通过报复性地聚会、高密度人群里的消费来释放积压已久的烦闷情绪。

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注意保持一些日常习惯，比如，传统的聚餐或工作餐目前来说要变成单人的餐食;跟朋友同事当面沟通保持适当距离;打喷嚏咳嗽要尽量避免飞沫喷溅;外出带口罩和有间隔的排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尊重。

理论上，想要破除“沉锚效应”确实有迹可循。比如：在平时注意知识积累;学会多方求证，以消除信息不对称;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候，信赖可靠信息源和权威数据;在下判断的时候，要警惕我们受某些“锚定”影响;在行动前，看看有没有更多可行的选择。

如果在平时，是否要破除 “沉锚效应”，可能是件无伤大雅的事情。其代价不过就是被商家的“套路”收割一些认知红利。而在疫情期间，“沉锚效应”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显著的影响，甚至带来危及自己与身边他人健康安全的问题。这成为我们要正视和破除这一心理现象的潜在影响的重要原因。

当然，知易行难。经历疫情大考，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反省和收获。如何破解“沉锚”影响?如何做好一个疫情后期的合格“社会人”?这道应用题需要我们用切实行动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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