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身处疫情一线的记者：每次采访回来，就像捡回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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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思想漪 编辑：赵思强

他们是一群很有辨识度的人。大部分人戴着眼镜，牛仔裤是标配，背着双肩包，走在大街上，拿着相机或手机随处拍，眼睛瞄着四周的人群，瞅准某个人，走近，攀谈，这个人可能会成为某篇10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主角或者主角，而询问的人，在职业称谓上，叫做“记者”。

他们被视为社会之中最具理想主义、公共情怀与专业精神的人之一。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全国差不多有300位记者涌入湖北与武汉，他们时刻传递着居住在这850平方公里内1000多万人的动态，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希望或悲伤的力量，甚至能够影响微博热搜的排名、某款药品所属上市公司的股价与政府的某些决策。

这些号称是“瞭望者”的记者也在武汉经历了不少魔幻时刻，比如：

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居民，两人隔着一米多远。记者想近一点，向前走了一步，居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另一位记者买空了酒店附近一家“盒马鲜生”超市里的所有罐装可乐，共有40多罐，每天定量喝，最多一罐。还有一位记者，已经吃了十几天外卖，吃的最多的蔬菜是土豆，肉食则是鸡肉，他甚至断言，鸡肉“酸酸的，有一股味儿，肯定是冷冻保存的”。

在医生、护士与志愿者之外，在武汉报道的记者同样引人关注。我们联系到了3位目前在武汉疫情中心区报道的记者，一位是北京某报社的记者杨越，另一位是上海某报社的记者老林，以及武汉当地某报社的记者叶行。透过他们的讲述，或许，我们更可以了解到武汉目前最真实的状况。

现在有些媒体有点泄气

记者姓名：杨越

年龄：30岁

职业工龄：6年

工作单位：北京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1月28日

虽然身在武汉，但我对李文亮医生的采访是在微信上进行的。时间应该是在1月31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当时李文亮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根本没机会见面。他尝试着说了几句话，李文亮当时已经说不上话了，我听着，太痛苦了。

李文亮医生(已于2月7日凌晨去世)生前与杨越微信对话截图 /杨越供图

他的声音很喘，显得特别疲惫，就跟尘肺病人似的。李文亮回复信息，有的快，有的慢，但回复的都比较简短，快点20秒左右就回一条，慢点可能就两三分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他状态挺好的。

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他的心情还不错，因为那两天他身体有好转，自己也比较有信心。

李文亮跟其他的采访对象都不一样。在武汉采访，可能接触10个医生，8个是拒绝的，包括普通人都可能会拒绝你的采访，但是李文亮明显不排斥。

想不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定会引起一波巨大的民意波动，因为从心理和情感上，大家接受不了。

我决定去武汉报道新闻时，正在河南老家，与父母、妻子在一块准备过年，时间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我看到报社群里的消息，有编辑问，谁愿意去武汉。我没犹豫，立刻私聊编辑，说，我愿意去武汉报道。

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当上了记者，一干就是6年。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正在读书。武汉疫情开始时，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真的，毕竟非典刚过去17年，大规模的传染病基本要等到100年或者50年才爆发一次，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就再来?

家里人问我，你为啥要去，太危险了。我说，这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有最安全的防护。其实都没有，但这样的回答最能让家里人放心。

我所有的采访设备都在北京，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1月28日，我带着口罩、酒精、微C泡腾片与录音笔、照相机等物品去了武汉。口罩没在北京买到，一部分是同事送的，一部分是报社发的，剩下的都是家人或者亲戚送的。

当时已经是武汉封城的第6天了。武汉站买不到票了，我只得买到郑州站，等到了武汉再补票。车到湖北孝感，临时停靠，我想下车拍几张照片，结果发现火车站的灯全黑着。

到了武汉，刚下过雨，天气有点冷，火车站内只亮起了几盏灯，下车的除了我和同事，只剩下一位军人以及两位从吉林旅游回武汉的。

列车长没有让我们补火车票的差额，算是这趟旅程很暖心的事情。

之前，我们编辑部开会，定调武汉报道，说“武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现在发生了一场悲剧”。报社的领导提出要求，“要挖掘真相，要报道事实”。

武汉的一条马路 /杨越拍摄

到现场之后，复杂状况超出了我和编辑部的预估。主客观环境都很复杂，一个是客观的报道难度。在前方，疫情、舆论的整个环境始终在变化，自由探索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变化。目前，只能做一些常规性的选题，比如物资短缺、还没有等到床位的确诊患者等等。

有一些媒体很让人尊敬，比如财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反正我这边酒店里住着的几家媒体，据我了解，现在都有点泄气。

其实物理的隔离并没有限制记者的活动，ICU的病人接触不了，一般情况下，记者也不会进去。其实真正的采访重心可能落在医生身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选择不接受采访，不想说;或者说，知道一些东西，但觉得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现在，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的同质化内容比较多。大家关注的点都差不多，比如前期的“缺物资”，后期就是病床之外的确诊患者等等，我这两天在做缺物资的选题，后面也会做病床之外的确诊患者的选题。事实上，别的媒体也在做报道，我感觉有一些媒体资源、公共资源就这样被消耗掉了。

要是能寻找新的一些角度，发现新的问题，让外界的声音多样性一点，这样就好多了。

过段时间，可能要推“卤蛋头”

记者姓名：老林

年龄：36岁

职业工龄：13年

工作单位：上海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2月7日

我做记者做了十几年。一直在跑国内的突发事件，比如缅北战事、汶川地震等，这些事件的危险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但疫情报道特别不一样，看上去很平静，但是风险无处不在。

老林在武汉方舱医院拍摄 /老林供图

来之前，我就备了很多医用的、3M的口罩，这是压箱底的。毕竟，这场战役打到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明确日期。

2月7日，我乘坐飞机来到武汉。落地时，大概是晚上七八点。坐大巴回酒店的路上，武汉街面上安静极了，没有车，也没有人。景观灯、公交车站牌，广告屏等等都正常亮着，道路远处的居民住宅楼都是灯火通明。

感觉有点瘆人，空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住的酒店后面是一座高架桥与高层建筑小区，我们晚上9点入住酒店，看到窗外，不知为何，会有午夜凌晨的感觉。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在隔离点拍照，就没有这么紧张和慌乱。摄影记者的工作就是在现场，我们需要实打实去经历一个现场，才能在影像里呈现一个现场。不到现场去的话，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老林的工作状态 /老林供图

在武汉工作，就是黑白颠倒。医院的夜班更适合用影像做一些表达。当然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防护服上破个洞，会让年轻护士紧张。有些护士不是呼吸科或者传染科的，而是从其他科室调过来的。他们一般穿着防护服工作四五个小时，防护服太重太闷了，有人就直接晕倒了。

根据医疗队的要求，我要把污染区、半污染区、洁净区这些概念都要落实到生活里面。比如，我在外面采访回来，进入第一道关，酒店会对我进行一个全身消毒，第二道关，进到房间门，我就要把外面的衣服全部脱掉，包括相机包、外套等。第三道关，卫生间和卧室有个门，这个过渡地带叫做半污染区，我的照相机就会放在这个区域进行酒精擦拭或者紫外线照射。

被包裹着相机 /老林供图

有一次坐电梯，我看到有人喝可乐。我平时写稿的时候，就喜欢喝可乐。医疗队这边发的都是矿泉水，没有味道。那天，我去附近的盒马鲜生把可口可乐都买完了，一共40多罐，每天一罐，省着喝，因为平时真的买不到。

刚到武汉那天晚上，我发了朋友圈，结果没有屏蔽妈妈。她就打电话给我，接通后直接哭了。她也知道我一直跑一线现场，但都没有这一次担心来得厉害。

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跑类似的采访，以前在外面不管是多危险，我都不会跟他们说，但在武汉，我每天都会和妈妈、爸爸发微信，告诉他们，我今天的身体是健康的。

最近我的头发长了一点，之前，很多医生都剃“卤蛋头”，我还是有点不舍我的头发。再坚持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我可能也要推成“卤蛋头”，为了安全，方便穿防护服。

现在武汉居民进入了“疲倦期”

记者姓名：叶行

年龄：32岁

职业工龄：8年

工作单位：武汉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1月20日

我的媒体生涯几乎一直在武汉，辗转过不同的报社。作为地方性媒体，受限于平台韧性和资源限制，武汉媒体的调查报道不太好做。

更多的时候，是无力感袭来。

十几天前，我去采访武汉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你可能从没见过这样的求助者：人们纷纷寻求医生帮助，确诊自己的疾病，确诊得越严重越好，以获得治疗的机会。但往往，人们连确诊的机会都没有。在我的常识里，人民应该都是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被确诊，比如癌症。哪怕医生在宣布之前，人们都在期望，不要确诊真的患病。

但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武汉香港路地标雕塑被人戴上口罩 /叶行供图

有同学问我，你们记者消息多，知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他开了间小公司，现金转不开，家庭房贷压力骤然加大。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事实上，我在得知“钟南山即将到武汉“的消息时，才感觉到此次疫情不简单。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有报过相关的选题，但没有通过。我之前获取信息，也主要在网络和本刊刊发的通告上，当时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多重视，当然也没有多准备口罩。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之后，口罩成了硬通货。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我在路边买口罩，对方自称把周边三家药店买空，N95口罩，25元一只，我买了两只，在应急的时候用;一次性口罩，6元钱一只，我买了10只，平时一般场合使用。

我的日常采访也变得困难。家里人不让我出去采访，说赚得也不多，还冒这么大风险。我会骗他们，说是去办公室，不敢说是在外采。为此，我们没少吵架，这是工作，没办法。

每次出去采访，我只戴两层一次性医用口罩。穿着防护服去医院门诊采访，给人的感觉怪怪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没穿防护服，你穿着防护服上去采访，看着就挺吓人的。我去街面上采访居民，两人隔着一米多远。我想近一点，前进一步，但居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就算去医院采访，我也总是后怕。去的时候，感觉没怎么样，但出来的时候会后怕，过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感觉像捡了一条命。

武汉某报社最近发了几篇稿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一篇，是关于“武汉加油”的评论。个人感觉，他现在应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工作范畴的内容，但别人把他的照片都人肉出来了，有些文章直接把他的照片放出来。

关于疫情的消息，我觉得武汉的居民到了一个疲倦期。比如围绕一次性口罩能不能重复使用，就有人说可以，有人推翻，大家似乎对信息已经有点疲乏了。

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我在医院楼下呆了半个小时左右。他去世的消息从9点半开始传到凌晨12点半，有媒体不断地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悉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但也有一些媒体说，还在抢救。那两三个小时内，各种纷乱的消息很多，李文亮医生的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对这种情况表达了抗议。

现场以及舆论的氛围很怪异。

我拍了一张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口的照片，然后就走了。我当时想，李文亮医生如果离开了，我就相当于去送他吧。如果他醒过来了，那我就相当于迎接他吧。

到现在为止，妻子一直不知道我去医院采访。如果她知道了，她肯定不会再让我外出采访了。

如果再来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会当记者。

叶行拍摄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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