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世俗主义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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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 深几度(ID：deepchanpin)，作者：吴俊宇

小年前几天在北京的日子，我一直在思考“幸福”、“生活”、“价值”这样的命题。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似乎深了几分。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 中断言，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至少是狭路相逢，想避也避不开。

整日在新闻媒体、社交网络上看到荒诞不堪的消息。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在关注荒诞的同时，也应该把更多目光投放到身边人之上。

疫情当然是“非正常”。但我们可以在“非日常”状态下放下手中工作，重新回归日常。宅着和一年见不了几次的家人“强制亲密接触”，磕磕绊绊中重新发现庸常生活的价值。

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才能抵御荒诞，享受当下生命，获得珍贵的幸福。

一

年前两场采访让我触动颇深。

一场采访是家高速成长的互联网公司。我见到这家公司的员工妻离子散、四处漂泊，人沦为发展工具。恐怖之处在于，某些人依旧沉迷其中毫不自知，甚至为其叫好。过去我是996的坚定鼓吹者，但我渐趋怀疑互联网公司那种把人碾压成粉末的速度感。

一场采访是烟台一家“小饭桌”。我见到了城市化进程产业变革和空间转移让一群外地蚁族奔波飘零、家庭琐碎。那位“小饭桌”的“老师”为了所谓的“爱学生”，让丈夫和一对孩子满腹委屈苦不堪言。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价值?我在阿兰·巴迪欧的《何为真正生活》以及乔治·莱文的《世俗主义之乐》里寻觅良久。

很久没有找到答案。

坦率说，小年前的那段日子我并没那么好过。每天早上六点在焦虑中自动惊醒，随后便是蓬头垢面、饥肠辘辘爬起来撰写那些互联网企业的约稿。写完便在每日优鲜上点个外卖——连续一周的上午，我都是在南瓜粥、芥菜包、红枣豆浆以及日本草莓中渡过的。

他人看来，我看似自由舒适。整日窝在家里，累了便撸撸猫，在各个企业、城市的活动中穿梭往来。然而市面上的作者被清洗了一波又一波，那些群访也无法真正深入业务本身，生产出的内容价值感有限。行业逼着你往前跑，你只能囫囵吞枣般现学现卖。

危机是深重的。情绪无法自拔时，只能跑去小区里听许知远的《十三夜》一圈圈散步。

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日常——焦虑、焦虑、焦虑，止不住的焦虑。

我见到一位媒体创业者躺在公司通宵。她说自己27、8岁的年纪本是个“小姑娘”，人家都在四处玩乐，她却需要肩负起这样的压力。她真正的梦想是，带着孩子去美国读书。

我见到一位媒体创业者年初掉光了头发。一问才知，他说自己是十几人的“老板”，实则是在给员工打工，幸福感很差。他想退回当年一个人的状态。

我还见到一位朋友说，他捏着鼻子在油腻局穿上正装和众人狂欢，只为结识一年的“人脉”。他真正理想的生活是，旅居记录他人的生活状态。他希望40岁之后能过上这种日子。

我还见到另外一位老兄，他在饭桌上说自家创始人给企业疯狂写稿，结果写到抑郁症。希望能后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是个北京姑娘。

他们在圈子里都是耀眼的“成功者”。然而“成功”是不是唯一的价值?

年前那两场采访后，我对此感到怀疑。我想起了人类学家项飙那个“工作洞”的理论。他用此阐述“追求成功激情”的无意义：

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然而他直接指出：这个“以后好好过”，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

是啊，当下都过不好，遑论未来。

二

一次在滴滴专车和司机聊天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过去甚至当下就被淹没在这种日子里，我似乎窥见了自己可能人到中年的无可奈何：

一位头发梳得笔挺、一身黑色保暖夹克的中年大叔说自己靠包政府工程赚了两千万。三十之后庸庸碌碌，天天喝酒攒局唱歌，不着家也不管孩子。酒喝得挺辛苦，歌唱得挺辛苦，钱也赚得挺辛苦。一晃时间没了，十年像是两三年。三十前的日子历历在目，恰日昨日。人到四十拼劲没了，只想开专车好好休息。他的儿子不省心，他想求人把他送进政府机构。

接下来半辈子得抱着两千万过完，他却满脸倦态没了激情。

他过得有意义还是无意义?

如果他还要再活40年，这2000万每年只能花50万。这还是投资不失败，身体不垮掉，通货不膨胀的情况。

真把账算清楚，其实挺没意义。

小年那天，我把几个毫无功利心的朋友组在一起，共同在北京胡同的日料店开怀畅聊了一个夜晚。这顿饭结束后，另一位整日深陷职场复杂人际关系的朋友微信和我说：

有种从淹没的井里爬出来的感觉。

收到这条微信时，我感受到了温度和回馈。“幸福”、“生活”、“价值”终究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日常柴米油盐的体味中建立的。而不是一个人离群索居疯狂工作捞金，或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牺牲家人。

尤其是两次在不同老师家中共享晚餐时，我看到了日常看不到的东西。

一位非常敬重的公关老师，她在职场上历经大风大浪总能坚守自己的原则。回到家中却会非常尊重地对她看似不起眼的丈夫开玩笑说一声“领导，能不能帮我XXXX，谢谢!”。

充满知识和智慧的老师师母，他们和谐地做饭、洗碗，在晚餐前和家里的小猫对话逗乐。和我们这些迷茫的年轻人聊天。告诉大家什么是更正直长久的工作和生活。

那些所谓的“野心”、“成就”，它所带来的价值感其实远低于一家人平平和和坐在一起吃顿晚餐，更低于更合乎人性的选择——毕竟，人性是神性的流露，它是悲悯的结晶。

我似乎摸到了答案的一角。

三

回南方小城那天，我先从首都机场飞至昌北机场。抵达机场时发现了家乡的机场广告，上面写了三段话：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我看到这个广告时有些嗤之以鼻，尤其是“幸福感”三个字让我深刻怀疑。这种怀疑源于对家乡的叛逆。但晚上和母亲散步时，我发觉我似乎错了。

一年没回家，我竟摇身一变，成了旅游区群众。老城中心被改造成了“三皇里”，取名源于“三皇宫”——一座始建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却被当地居民冷落多年的宫庙。

城市商业中心已经悄然转移。90年代的“小香港”已经老气横秋七零八落，曾经的山寨洋品牌纷纷关门。旧城改造出的“三皇里”商业区则是一片仿古建筑，里面充斥着年轻人与汉服店。回顾2010年左右，这座小城还曾兴起一座名为“曼哈顿”的商业中心。

三座商业中心都只相距一公里。从“小香港”到“曼哈顿”再到“三皇里”，人潮潮起潮落，每一公里都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修正逆反。

“三皇里”商业区门口在举办“网红美食节”。这里聚集了北京、天津、重庆、四川、湖南、内蒙、香港等各地“特色小吃”。

“三皇里”商业区内部则是按照标准的“景区模式”搭建了各式店铺。这里摆放着made in义乌的各式小商品，还有cook in江西的各式餐饮。

“三皇里”街道张灯结彩、上人来人往，人们脸上挂着春节返乡的喜悦，商业区里甚至出现了街拍的老年人。

我不想用社会学视角去评价所谓的“网红美食节”是不是廉价洗脑，也不想批判城市商业中心改名究竟意味着何种社会思想潮流的涌现。

仅从庸常生活的视角去看，一座小县城突然呈现出小都市的景象。这种小城的祥和，上次还是在台北和成都遇见。我感慨，家乡乍眼一看，恍然有了几分台北、成都的闲适幸福。

然而，我和母亲散步时闲聊，忧虑这波春节返乡热潮后，它还能不能撑住。因为影子终究是影子，它缺乏真实生活的支撑。毕竟城市不是建筑构成的，而是人构成的。

四

我的怀疑一语成谶，甚至还要更糟。

黑天鹅降临，疫情来了。

正月初三那天，我走出家门，发现“小香港”、“三皇里”所有店铺都紧闭大门。疫情爆发前摩肩继踵的画面被现在的空无一人所取代。

而在往年，“小香港”是整座城市最繁荣之处，返乡的年轻人在奶茶店、咖啡厅里高谈阔论、打牌聊天。

“三皇里”有家年前还人满为患的音乐酒馆，此刻却紧密大门。

门口贴了两则通知，一则在大红纸上写着“遵循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在春节期间给全体员工放假……初三正常上班”，下面落款是“消愁音乐酒馆”。

另一则是个有关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A4白纸上写道，“自1月26日(正月初二)起全面暂停营业，禁止举办聚会宴请，开业时间另行通知”，下面落款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冷冰冰的公章。

红白纸一线之隔，荒诞不堪。真不知道这家酒馆的老板春节在家是否需要借酒消愁。

我无法想象那些店铺背后的家庭正在遭遇怎样的焦虑。他们或许省吃俭用攒出十几万盘下一个店铺，只想在春节返乡潮中挣上一笔，然而期望戛然而止。

在超市里和一位连锁精品店的姑娘闲聊。这个邻市的姑娘怀着期待来到这里，原本一个月可以拿五六千，但疫情袭来被迫放假，二月恐怕只剩三四千。话音刚落，我才发觉超市广播里正在播放“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

转念一想，春节期间，除了能放这音乐，还能放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是线下实体门店的灭顶之灾。各行各业全部停转，只剩下超市、便利店还在勉强营业。我已经在想，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到底会降到何种程度。

互联网公司在春节的转速依旧极快，大公司可以凭借自身资源、效率给疫区做些公益，一些中小公司不甘示弱，也开始“蹭热点”，蹭完之后便是找媒体做传播。

坦率说，我对这种传播保持着疏离和警惕。它似乎是某种向上汇报的“表功”。表象上看似乎是在做公益，但却又和疫情本身离得很远。

事实上，这种行为也的确引发一部分员工的反感，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危机，公关部门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去删帖子。

一批公司在做公益的同时开始推业务、拉流量。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这是场“比做广告划算多了”的商业机遇，接下来接比拼的是运营、留存、转化能力。

创业媒体都在疯了般抢热点，从疫情对宏观经济、细分行业、具体公司的影响，再到商业故事、人物故事、观点评论。

从最功利的视角去看，这恐怕就是罗振宇常常说的“小趋势”和“躬身入局”吧。

“深响”在《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互联网“996”》一文中写道：

程序员、产品经理、运营、市场，以及客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们，职责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在为争取同一场胜利而忙碌。

嗯，“胜利”。春节本该是阖家欢乐的时候，疫情来袭也本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此时看见某些企业却为了“胜利”打着赈灾的幌子开足马力、伤筋动骨般往前冲。

一位“被996”的朋友和我说，这次事件中，企业员工被绑架了。她希望既要允许有人怀着或挣钱或天真的想法参与加班，也要允许有人怀着怕死或懒惰的想法拒绝加班。

这个春节她原本打算休养生息，然而却再度因为是非对错等诸多问题陷入焦虑。

也许是我的慵懒和厌倦。我既不想捕捉所谓的“小趋势”，更不愿“躬身入局”。

我彻底拒绝了所有企业春节营销和疫情营销的约稿。不是因为我多高尚，而是一年没回家，我希望在假期好好陪陪父母。

毕竟几个月前母亲刚从抑郁症中爬出来。当时同时罹患抑郁的我知道那种感受有多无助。但我身在北京，电话那端无能为力。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假期多陪陪她。

五

疫情这段日子，一家人被关在一起。两代人的“强制亲密接触”引发了众多摩擦。这些磕磕绊绊却是生活本身。

在春节前，父母最初对疫情毫无知觉。父亲一度极为嚣张地表示，“当年非典照样不慌，一身正气不怕病毒”。

我建议取消今年春节的聚餐、拜年活动，结果被教训“过度恐慌，没有亲情”。

我沉默了。选择间歇式转发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以及钟南山劝阻。在十几条微信消息的狂轰滥炸下，他才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两代人的沟通障碍在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更相信权威和经验，而不相信下一代的判断力。毕竟，在重大家庭问题上被下一代所摆布，那意味着自己真的老了。

假期在家的日子里，我常调侃父亲“老年生活丰富多彩”。除了那份清闲自在的工作外，他日常便是听听评书，读读闲书，练练书法。疫情前还曾去社区图书馆给初中生讲课，晚上回家则是呼朋唤友和那些公职人员聊聊官场闲话。

这句“老年生活丰富多彩”我原本以为会让他感到内心愉悦。然而每次在我说起时，他便会表达不满，认为“这会挫伤他的激情和干劲”。

他大概依旧希望在我面前保持他的权威。这是父亲对儿子的权威。

然而两代人的力量此消彼长，他无法左右我的人生道路时，只能在那些细枝末节上用力过猛，以此表达他的爱意和权威。

比如，疫情扑朔迷离之际，我到底该何时返京。

我和他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巨大争执。我原计划正月初九离开。他却建议我在正月十六再走。他通过他的理性分析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我纠结于家中两只小猫无人照料，他却罔顾我的情感顾虑，不断提出解决方案。在口角之中我说“和他无法沟通”，而他沉默了。

那刻我有些后悔说出这种狠话。因为他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爱意。

后来下午午休之后，我和母亲聊起一个笑话，惹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你在家我心情愉悦，要这次你不在家，看着那些疫情新闻，我恐怕又要抑郁。我知道母亲善良心软，当年汶川地震，她总被那些悲伤的新闻所触动，时常情绪沉重。

她话音刚落，我便决定改签航班。

这件事情给我最大感触是，爱需要表达的艺术，感性的表达远比理性的计算来得有温度。而这也是我需要不断学习的部分。

在家这段时间，我和母亲有意避开了疫情消息，免得她情绪波动。俩人每晚必看“江苏卫视”的《新相亲大会》。两代人坐在一起交流婚恋观念。这是过去不常有的经历。坦率说，我有些不自在。因为在这个传统而保守的家庭，我们总是羞于表达，很多事情点到为止。

我喜欢《世俗主义之乐》致谢那章中的一段话：

他把每一次吃冰淇淋的时间和每一次散步都化为严肃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我羡慕那种能够在日常散步、饮食、交谈之中把知识和实践融合得很好的那种人。更向往那些极为温暖精确、娓娓道来的东西。

这些日常生活的瞬间，其实就是疫情中的世俗主义之乐吧。

六

社交媒体上每天都在涌现大量荒腔走板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多谈，因为太过嘈杂。

疫情这些天我翻开了彼得·沃森《二十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书里记载，众多德语国家里，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公众关注的斗争中试图压过对方。

这场疫情中的舆论博弈同样也是如此。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如同协奏曲。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每一种言论都代表了一种思潮。思潮与思潮之间相互交织博弈，各种思潮的力量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此消彼长。共同激荡出了当下社交媒体的基本舆论场。

我们在批判，我们在感动，我们在愤怒，我们在嘲笑，我们似乎在参与一场狂欢，似乎又远离真实世界。

我瞬间想起了一年前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一段文字：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醉生梦死、懦弱胆小、心怀不满和暗自嘲讽。苏联人是躲在厨房里，美国白领是躲在酒吧里，中国人可能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以为自己在改变什么，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改变。

生活总还是在按照它的逻辑进行。不管疫情存在与否。

无聊的日子，我在阳台上用自己那台具备长焦镜头的手机捕捉到了这样一幕。

这是“三皇里”一街之外一片绿色防尘网所覆盖的废墟。这片废墟即将建起更多像“三皇里”这样的商业中心。

废墟下埋藏着这座小城过去几十年的街巷、工厂。废墟之上则是一棵棵孤零零的树，随意倾倒的生活垃圾，还有附近居民用碎砖在废墟之上圈出的一片菜园。

一群憋疯了的赌徒在阳光灿烂的初五搬出了牌桌，在废墟上聚众赌博。旁边是围观的老人、孩子以及小狗。他们津津有味，成了我目所能及的风景。

如果没有疫情，他们照样赌博，只是不戴口罩。仅此而已。

小城终究是小城。即使空有成都、台北某些地段的外壳，文明程度依旧远远无法企及。

这片废墟以及废墟上人的精神状态，才是小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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