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电影们，早就预言了“双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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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公众号：娱乐硬糖(ID：yuleyingtang)，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2月1日，新的一个月并未带来新的希望。清早起来，不仅双黄连没了，就连双黄莲蓉月饼也被洗劫一空，微信里躺着老妈“赶紧去买双黄连，家里已经买好了”的敦促。

《康熙王朝》里的苏麻喇姑，曾用一把神奇的药草治好了生天花的玄烨。如今人们垂涎双黄连的眼神，恐怕和当年的孝庄一样。

 

特效药，有没有特效是第二位的，能不能安抚民众焦虑才是第一位的。想起韩国电影《铁线虫入侵》，制药公司的营业员载赫，好不容易托关系拿到库存的一盒特效药。看到路边的一对母子苦苦挣扎，善心大发掏出药丸施以援手。

不料蹲守门口的群众慧眼识药，大喊一声：“他手里有药!”哄抢之后，载赫用手抠地上被碾碎的药粉，瞬间觉得愧对妻儿。本可以救几个人的药，也在暴踩后失去价值。原来“双黄连”惨案，早就被灾难电影预言。

 

美国电影《传染病》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准确病原”的说法，也让人觉得身在其中。片中“他人即地狱”的恐慌，街道上行人寥寥的肃杀，完全是现实灾难的升级版预演。

韩国电影《流感》中，疫区盆塘市被安全区人民“嫌弃”的剧情，也多少似曾相识。在这个“电车难题”中，应该完全封锁被感染的城市，牺牲几十万条人命，拯救余下的几千万国民;还是打开封锁线让他们出来，引发全国人民的恐慌?

抢购药物，道路以目，封锁城市，灾难电影早就洞悉了人性裂隙，不停地进行着预言和预演。当然，也透过裂隙照进了光亮，科研人员物我两忘地研发药物和疫苗，有志之士安抚恐慌稳定大局，全民携手众志成城。

借用鲁迅评陀翁的总结：灾难电影把疫情中的大众，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潜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

欧美：末日焦虑

虽然世界末日不可靠，但好莱坞的末日焦虑却大行其道。1995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极度恐慌》是美式灾难片的成熟模板：美国陆军在非洲发现一种病毒，后来意外由走私的动物传入美国。结果不仅传染给居民，医务人员也未能幸免。

 

到了2011年的《传染病》，比前者繁衍更快，而且是由空气传播。普通母亲贝丝，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病倒，医生们束手无策。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没人能说清楚前天用过哪个餐馆的食具，在哪儿遇到什么人打喷嚏。 贝丝病情急转直下，丈夫只能在隔离室外焦急等待。更糟糕的是，病毒初发时正好碰到美国的感恩节，客流最大的周末成了培养皿(剧情都何其相似!)。

医生开始警告所有人：“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接触任何人的身体。”这样的建议当然出于善意，但也在公众心理造成了不可抵御的惧怕和敌意。社区在分裂，公信在瓦解，人们都在担心：侥幸不死于疾病，也有可能倒在人类的极度躁狂和无望之下。

《传染病》没有007那样的不死英雄，格温妮丝的角色也没遇到奇迹，在回天乏术下，孤独地在隔离室撒手人寰。而一名华裔乘客，因为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大脑出现幻觉后行为怪异，更让人不寒而栗。

病毒或是天灾，但技术污染无疑是人祸。《杀出狂人镇》中，一架装载有生化病毒武器的飞机，在美国一个小镇坠毁。飞机上的生化病毒随着水流进入该镇的供水系统，导致所有居民都染上病毒，并表现出攻击症状。

感染病毒的初期是沉默思考，继而鼻孔出血陷入疯狂，做出平时潜意识想做的事。郁闷的丈夫放火烧死妻儿、法医缝起经常发出噪音病患的嘴、被警察训斥的醉鬼老头想杀掉警长。

影片中的肉食者们，第一时间做出了封锁小镇的决定。测体温和分开隔离的假象，一度蒙蔽了群众。最后小镇被核弹锁定，男女主逃到新的小镇后又继续被卫星定位。看似新生的希望，再次倒在官方的监控下。

 

而在《惊变28天》中，动物保护组织不慎释放了携带病毒的大猩猩，繁华的伦敦短短四周变成一座死城，被感染者无一例外变成了僵尸。

丧尸是从何时开始成为文学、影视的类型化主题的?源自怎样的精神危机?这应该是个颇值得思考的话题，但硬糖君现在不敢想、不愿想。

日韩：诉求伦理

与欧美相比，东方语境下的日韩灾难片不仅有儒家文化关照下的伦理诉求，更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国民心理。前者的“丧尸”在外部，后者的“癫狂”在心里。

日本电影《感染列岛》中，妻夫木聪饰演的医生接收了一个急诊患者，很快吐血身亡。先是同事突发怪病，接着医院上下数不清的人被感染。世卫组织派小林荣子调查疫情，阻止感染扩大化。

 

见到荣子后，妻夫木聪大为震动。原来两人本是恋人，由于荣子出国他们才分手。有着国际救援经验的荣子当机立断，隔离整栋医院大楼。

病毒继续在日本蔓延，市内交通网络瘫痪，城市机能停滞，人们极度恐慌，超市哄抢食品。荣子和妻夫木聪调查病源，遭遇感染者围攻、被丧父的男孩举枪威胁。仁志教授找到分离的病毒后欣慰倒地;三田护士不幸离世，当班医生模仿母亲口气给她女儿留了“爱的短信”。

荣子在最后时刻，嘱托同行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电影很好地传达了日式灾难片的励志、爱情、人性等元素，折射出民族忧患意识和价值取向，算是标准的日式正能量了。思及昨日(2月1日)负责从武汉撤侨的日本官员的自杀，更令人喟叹。

韩国电影《流感》，讲的是偷渡者带来的病毒引发各界混乱。在致命病毒面前，人性和金钱一样变得一文不值，被毁灭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打架、抢劫、焚烧，每个人都在奔波疾走，希望逃离这座魔鬼之城。

 

电影中的盆塘市民要求生，恐慌的其他国民也要求生，于是“毁灭盆塘”竟然成了占主流的民意。危急时刻，美方代表下令摧毁盆塘市，拉动“电车难题”的拉杆，牺牲少数救多数。

车仁表饰演的总统，冒着下台危险开启防空导弹，阻止美方轰炸。在美国顾问的冷酷无情下，总统的据理力争是多么令人感动。好在他救下的小女孩身上有抗体，悬崖边的城市被拉了回来。但如果没有抗体呢?他的选择还正确吗?

韩国灾难片始终包裹儒家的孝悌内核，这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关键抉择上。《流感》中的车仁表不愿意杀小女孩，爱一人而不谢天下。《潘多拉》中，主人公因身受核辐射主动选择牺牲，最后那一番深情告白，道出他对家的眷恋和不舍。

 

《釜山行》中男主虽是中产阶层，但有着不小的家庭危机，夫妻分居与女儿误会难解。在经历了丧尸危机后，父女隔阂随着父亲从列车上缓缓倒下随风而去，这是现代韩国人家庭伦理危机的现实写照。

但无论是生死危机中的人伦和解，还是如《新哥斯拉》(2016年庵野秀明版)般，寄望于通过哥斯拉这样的大灾变促成日本官僚政治的大换血，代价都未免太大，结局的圆满也只能说是创作者的残酷浪漫。

本土：集体旋律

尽管有过充满童话色彩的《大气层消失》，但结合现实才是本土灾难片的主要方向。《惊心动魄》、《刻不容缓》、《誓言2003》、《38度》、《隔离日》和《非典人生》，均是据抗击“非典”的史实拍摄。

《惊心动魄》的时间是2003年春，南方某包工队的民工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工头不但没有执行隔离规定，反而带着疑似病人登上了返乡列车。为防止疫情扩散，李省长指示一定要找到民工切断传染源。军医杨萍接到命令，告别因为救治病患已感染非典的母亲，登上1120次列车。

 

女列车长广播寻找“非典”民工，杨萍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建议军人和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共同查找。列车到达红山站时，“非典”民工被送入医院，防疫人员对车厢消毒。

但故事远未结束，工头扣着工钱威胁大家不准讲出真相，致使病毒继续蔓延。列车驶入山区，又陆续出现发烧病人。杨萍竭力救治每个病人，终于感动知情人。他透露，包工队还有30多民工都在车上。

列车长立即上报情况，并将这些人集中隔离。在省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呼吸科专家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乘坐军用直升机登上列车，车内疫情得到控制。

 

杨萍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列车突然停车导致一些旅客跳窗逃窜。杨萍和列车长挺身而出，当大家知道杨萍是在刚刚失去母亲的情况下为他们做出这一切时，恐慌被劝退了。

《惊心动魄》并非完美，对立阵营稍显单薄，节奏有些地方突兀，比如旅客的突然混乱和跳车，似乎缺少铺垫;饰演杨萍的娟子表演过于松弛，缺少一种与剧情吻合的张力;男女主人公的“口罩之吻”也有些别扭。

1999年的电视剧《一级恐惧》，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灾难片。十八里坡的农民在地里无意触动了抗战时期日军的病毒铁盒，从此厄运降临。市长因为想要引进日资，没有第一时间上报疫情。

这被拖延的20个小时，不仅让市长被免职，还要面对市民的白眼。在结尾，防疫医生牺牲后，市长的奶奶这个老党员悲愤地说：“季香死了，我来告你。”类型片的方式营造了悬念迭生的氛围，同时又结合国情和文化背景，赋予了灾难片新的内涵。

时隔20年，剧中人们相互救助的悲悯依旧磅礴有力。有人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有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身陷囹圄。留下，还是跑出去?恐慌，还是直面时疫?

这些问题也反复拷问我们自己，因为惯性失忆的失措总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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