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走了，我们有些话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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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公众号：娱乐硬糖(ID：yuleyingtang)，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死亡没有预告，生命像一条细绳。拉得太紧，突然断裂，站在绳索两端的人都跌个狼狈。一边，是来不及告别的死者;另一边，是没学会接受的生者。

每有明星的坏消息，总有一种声音说“食得咸鱼抵得渴”。你拿着比普通人高数十倍的收入，活该去经受常人不堪之罪。这多少带着一点仇富的意思，也忘了这背后“结构性的恶”。

他们忘了，高以翔是一个爱旅游不爱营业的人。他的离开，没有告别，只留下一个溘然的背影。他本可以过着贵公子的生活，享受精致体面的一生。然而误入这看似纷繁美丽的娱乐圈，成了黯淡残酷的产业脚注。

 

脚注里写着，高以翔终年35，代表作《遇见王沥川》。《遇见王沥川》之后，还有口碑下滑的《再见王沥川》。只是王沥川可以“再见”，高以翔却再也不能见了。

夺走高以翔生命的，是一档既蠢又坏的户外竞技类节目《追我吧》。它用梅花桩、飞檐走壁、徒手攀爬考验着每个录制明星的身心，企图用一种胸口碎大石的噱头来吸引观众。

 

节目固然该骂，但似乎它只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高以翔之前，不计其数的明星被送进这座“娱乐黑煤窑”。不管你体力几何，都要经历一番劳其体肤。

身体的折磨可视，精神的压迫无形。奔走于各大片场，伏枥于通告之间，面临着流量的威胁，与“我是不是不红了”的自我怀疑，最终骈死于槽枥之间。

这是千里马的命运，也是娱乐工业中明星的枷锁。它的恶，在于参与者的无从选择。别人都在熬夜录节目，你要健康就是耍大牌。别人都在片场不吃不喝，你要休息就连累整个剧组的进度。

大概有多悲哀呢，就是谁都知道它是个牢笼却还努力往里钻。出于生机，出于热爱，甚至只是无意，被卷入其中，成了大时代最无足轻重的一颗螺丝钉。以前看《摩登时代》里疯了的卓别林笑得前仰后合，但现在这笑中带泪。

 

在一个人类不断被工作异化的年代，生命的色彩都败给了KPI。奋斗的口号掩盖了资本的恶意，夺走了常人应有的喜怒悲哀。

纽约人很拼，好像不睡觉

记得几年前高以翔的一个采访，他兴奋地像个孩子。说第一次在时代广场拍戏，感觉特别骄傲。《情遇曼哈顿》的故事里，男女主为了争夺一个百老汇角色而结成欢喜冤家。

 

比中央公园更吸引高以翔的是纽约人的“工作态度”。他说纽约是个很拼的城市，高中的朋友在一个录音室工作，感觉真的没有在睡觉的。大概高以翔是一个玩心很重的男孩，他做不到极致的卖力工作，因而对纽约人羡慕起来。

在他的雄性荷尔蒙之下，住着一个极具反差萌的小公举。早起吃一个甜甜圈，偶尔分享一双颜色诡异的袜子，每天给自己的小博美Theo换上不重样的蝴蝶结。2014年，他还救治过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微博上拜托大家为重症监护的喵星人祷告。

这样一个男孩，让惯于刁难嘉宾的小S也直说：“他没什么好值得骂的啊。”他帮小S娴熟地穿鞋，是因为经常买新鞋给妈妈穿。

看《遇见王沥川》，我们以为喜欢王沥川的人设。其实错了，我们真正着迷的是高以翔身上浑然天成的贵公子气质。

 

有一个情节，沥川已经病的很严重，几乎无法从床上坐起来。但小秋来他酒店房间找他，谈话结束后，他让小秋在客厅等，他回房间艰难换上得体的西装，为小秋开门目送她离开。

这是王沥川的人格魅力，也是高以翔的。和他合作过的陈乔恩就说，他一定会给女孩开车门。他味觉反射异常，助理往他的保温杯里倒开水忘了兑冷水。他一口喝下去，半天没吭声，也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助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片刻才听他轻叹一声“好烫”。

大家在餐厅吃饭，厨师在煎鸡蛋里放了一大把盐。高以翔一口吃下去，又是半天没吭声，好久才嘟囔一声“好咸”。

这是《遇见王沥川》的作者和编剧施定柔，在微博上说的高以翔的三两小事。一句“好烫”和“好咸”，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无数温柔的缩影。他对粉丝也有求必应，195的身高会弯腰和大家合照。

 

他也喜欢旅游，去尝试不同的新奇事物。B站上的周游加拿大合集，声音苏到不行，配上美景美食，每一帧都是画报。出道多年，依旧害羞。和别的艺人一起上综艺，永远是坐在旁边最安静的那一个。

他值得我们说一万次“人间值得”，却去了最不值得上的节目。

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娱乐圈似乎进入了最肃杀的一个冬天。韩国女星崔雪莉突然自杀身亡，生前深为抑郁症和社交恐惧困扰。悲剧发生前，她在一个以恶评为素材的综艺做主持，说：“一度像走进小胡同，仿佛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网络暴力不是只有韩国才有的问题，却在韩国“过了头”。有数据显示，韩国网络善意回帖和恶意回帖的比例是4:10，而在日本善意回帖比恶意回帖多4倍。

这样的氛围下，高曝光人物很容易成为恶评的“靶子”。在雪莉之前，饱受网络暴力困扰的韩国自杀明星还有歌手U-Nee、女演员郑多彬、演员安在焕、女星崔真实、变性艺人张彩苑、艺人金钟铉等。

如果说大陆娱乐圈还是个熊孩子，那么韩国娱乐圈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撒旦。韩国演艺圈不是阶梯式，而是快速成功后直线下降。原本需要正常人10-20年才经历消化的事情，一个艺人可能要在三五年内孤独面对。

但韩国习惯从内部来看待韩星自杀，很少把他们和韩流联系起来。在一个屠宰场的内部，尸横遍野流血漂橹。但你听不到外界的呐喊，只能在血泊中随处浮荡直至淹没。

新星骤然崛起，迅速获得观众的宠爱;然后衰落，被耗尽灵气。这是韩娱赖以为生的运转法则，左手森罗鬼蜮，右手悬浮美丽。

金锡钧在遗书里说，只想到了天国之后能好好睡上一觉。缺觉又缺钱更缺信念，这是韩国艺人的普遍困境。具荷拉的死亡现场，也找到了疑似亲笔书写的抑郁纸条。去年的“情色威胁”风波，让她没能和经纪公司续约，事业一落千丈。

 

无独有偶，11月23日，具荷拉还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睡个好觉”。

从金锡钧到具荷拉，艺人似乎都被剥夺了睡眠的资格。事业压力让他们起早贪黑，网络暴力让他们夜不能寐。人生求一“好眠”而不可得，长眠的选择也就更加哀默。

雪莉和具荷拉相继死亡后，韩国国内呼吁采取“网络实名制”、制止恶意评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网络实名制曾被判定违宪，所以很难找到克制网暴的方法。

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雪莉法”就算实行，也只是小修小补。网络暴力的确是韩国艺人走向深渊的推手，但真正为他们铺设恶意之路的，是娱乐产业本身的运作模式。它源源不断地制造爱豆产品，然后在保鲜期内自行摧毁。 996的两难之境

今年的《奇葩说》，罗振宇、马东和薛兆丰三人都说起了996的好话，剩下蔡康永在旁边说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活不过十年，你居然有脸要求员工996?

 

马克思爷爷讲得清清楚楚地剩余价值，怎么到了你们那儿就成了“香饽饽”。《资本论》听完想口吐芬芳，你们可以表示喜欢员工996，但请别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是个好玩意儿。

将加班等同于热爱，无疑偷换了概念。罗素在《论工作》中指出：“工作，尤其是建设性工作，固然可以为人生带来幸福满足。但很多时候，建设性工作的快乐是少数人才享有的。”

设想一下，老板和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两类人所做的工作性质难道相同吗?让工人上厕所都要打卡的老板，和见到圆形物体就想拧卓别林，能出现在同一部电影中，却不能共存于同一个话语体系。

但说到底，996工作制也是当前严峻互联网竞争形势下企业的应激反应。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下，互联网公司的不景气已从2018年底的裁员潮中显出端倪。经济效率下降，使得相关行业不得不从成本上重新考量，劳动力则是最大的成本。

以梦想为名，通过“画饼”的方式承诺利益，一朝无用便弃若敝履。网易游戏策划的悲剧，不是孤例，只是这次公司碰上了格外能写的员工。

 

在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设计中，监狱不是方形是圆形，不仅通风通光，而且可以只请一名狱警甚至完全不用狱警管理。圆形监狱能够实现“犯人自我管理”的原理，在于“暴露——监视”的心理机制。

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所构想的圆形监狱。他认为，圆形监狱的主要后果是使囚禁者处于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管理者的权力自动发挥作用。

其实当代工作对人的异化，已经类似圆形监狱。不惩罚《追我吧》不能正视听，拿它下手则会影响更多人的饭碗。

 

完全可以预见，高以翔的悲剧之后，综艺、特别是竞技元素真人秀将面临最严峻的整顿，就算被一刀切也不奇怪。而影视寒冬里小艺人本来就靠综艺刷脸过活，更不用说更大量的产业链上的其他工作者。

这点娱乐圈也和黑煤窑类似。平日里麻木侥幸赌性十足，出了安全生产事故，则被大批整顿叫停，于是一批人需要重谋生路。事故责任人当然要追责到底，但究竟这样的宿命模式里有什么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不知道。

现代社会向我们许诺了奋斗改变命运的美好未来，娱乐圈更是最快捷的上升通道。但任谁都知道，管你什么社会，塔尖只能容纳少数人。攀爬中若是粉身碎骨，或也算为梦想飞蛾扑火?

在996与葛优瘫之间，人们进退维谷。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呢?是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还是上进拼搏而猝死。似乎从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开始，我们就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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