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如果柏林遇见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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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 深几度(ID：deepchanpin)，作者：吴俊宇
以赛亚·柏林那句——别人不晓得我总生活在表层——简直让人噗嗤发笑。
我脑海中几乎就浮现出了一个坏老头怀抱情人享用美食的画面。
马克斯·韦伯那段——没人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铁笼的会是谁……机械式的麻木……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而空壳人还浮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简直让人陷入抑郁。
我看到的是韦伯挑灯夜战，妻子玛丽安妮在身边守候的场景。
以赛亚·柏林如果能见到马克斯·韦伯，应该会聊得很开心……
柏林可能会劝韦伯：嘿，老哥，放轻松，多活几年!
韦伯大概想问柏林：你怎就能那样浅薄开心爱拖稿?
一
以赛亚·柏林
1920年马克斯·韦伯56岁便撒手而去。当时的以赛亚·柏林才11岁，刚刚从俄国逃亡迁居至英国。11岁的柏林当然没办法和韦伯对话，但是……如果……
以赛亚·柏林活了88年，见证了一战后的政治格局，也见证了二战时的炮火纷飞，还见证了柏林墙倒塌以及冷战结束——他的几乎所有核心理论其实都是冷战结束后才完全定型的。
马克斯·韦伯
如果老天爷能给马克斯·韦伯续上32年，他还能见到美苏冷战，他的理论体系一定会相当精彩吧。
可惜没如果，慧极必伤，岁月不饶人。韦伯的个性决定了他“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真正从马克斯·韦伯和以赛亚·柏林的历史地位来看，可能韦伯短短56年的成就还是比柏林88年的成就要更高——但是从流传后世作品的文学素养来讲，以赛亚·柏林还是比马克斯·韦伯要强。
国内很少有人研究以赛亚·柏林的精神谱系。这种毫无观点的骑墙派真的很难做确定性的谱系研究。其实马克斯·韦伯也是如此。他的那些作品很难做一个确定性的定论——如果非要总结的话，他的观点就是，“我没有观点，这世界吃枣药丸”。
韦伯其实一直在罗列事实研究各国文明史，柏林则是在围绕自由主义做观念史的研究，剖析各个思想家的脉络。
在《自由及其背叛》一书中，柏林一口气列举了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六个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是如何变成极权工具的。每一个思想家最后都被批判了一番。
尼采这种叠床架屋、机关重重的思想家到了柏林那里依旧是庖丁解牛轻松化解，用柏林的话来说：
所有的伟大思想机器，通常只是内在堡垒的外围工事——对抗袭击的武器。
尼采就是这种思想家，庞大繁杂的堡垒几乎无人能够攻破，但是如果绕开迷宫会发现，内核的东西居然如此简单。
换句话讲，你引用那么多名人名言，搞那么多复杂逻辑，归根究底还是为了藏住那个最简单的内核。外面的名人名言和复杂逻辑都是用来忽悠人晃眼球的。
柏林用最绵柔的方式轻松化解了尼采的思想武器。
二
好不容易在国外找到一篇论文，结果发现，以赛亚·柏林的核心精神谱系之一可能就包括马克斯·韦伯——但是依旧毫无证据能够表明柏林阅读过韦伯的作品。
韦伯在生命尽头呈现了一幅戏剧性的、强有力的画面，描绘了不可通约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悲剧冲突。他却依旧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前行。
柏林的观点和他几乎一致，“我觉得，我自己发现的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同目标发生冲突的必然性……我的生活和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所有选择都是痛苦的，但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
你可以说韦伯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说柏林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韦伯的名气正是建立在他对不同文化形式探索的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之上，而这些文化形式正是价值观多样性的基础。他不仅谈论神，而且以无与伦比的深度探索神。
有意思的是，韦伯并没有信仰任何宗教，如果你非要说他有宗教信仰，清教徒式的苦修可能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其实他还是有信仰。
以赛亚·柏林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对对立神问题的表述所能提出的关键批评之一，恰恰是韦伯在社会学上的薄弱之处。
伯林甚至曾引用了熊彼得的话说：“认识到一个人信念的相对有效性，而又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些信念，是一个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
然而，那份研究认为，柏林和卡尔·兰普雷希特的思想，以及他们的语言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很难相信卡尔·兰普雷希特对柏林没有影响。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柏林知道卡尔·兰普雷希特的作品——卡尔·兰普雷希特提出了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概念，并开创结构史学的方法论。
简单说，这种史学研究方法更多是不像过去仅仅只是关注“集体的”事件，更多在考察“个体的”事件。其实这种研究策略和今天中国非虚构写作提倡的“为历史留存细节”有着非常相似的理念。
柏林的倾向往往也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归功于他人，而不是把别人的作品称为自己的作品。
是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其实苏格拉底已经讨论了一遍，马克斯·韦伯又讨论了一遍，罗振宇和许知远再讨论了一遍。
真的没有谁的观点是真正原创的。所有人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看，全都是二手知识。
三
如果要问为什么以赛亚·伯林正如他本人所描绘的那只“思想的狐狸”。核心原因还是他的成长经历。
出身于犹太家庭，流亡自恐怖苏俄，身处英伦学府，母语还包含德文。柏林的多元化身份决定了他在各种思想传统之中视角多远、左顾右盼。
韦伯出身一个德国政治家庭，德皇威廉二世时代压抑的社会气氛，老韦伯的殷切期待，家中长子的心理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了韦伯肩上。童年时的韦伯就不善社交，通常爱自己守着玩具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四岁时的脑积水让童年时期的韦伯有着焦虑+神经质的后遗症。
我不知道柏林小时候父母对他究竟如此，儿时和玩伴关系如何。总而言之，根据《柏林传》的记载，柏林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
有趣的是，这本《柏林传》居然是柏林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的结果——瞧，这种人活得真是毫无拘束。还把自己丰富的感情史写进了书里。
相反，韦伯和妻子玛丽安妮之间的关系更像是soulmate。玛丽安妮对婚姻的道德责任坚信不移，并怀着“发现自我”、“实现个人潜能”，与享乐主义针锋相对的理念。
《马克斯·韦伯传》正是玛丽安妮在韦伯死后用她的视角记录了韦伯天才横溢而又饱受疾病折磨的一生。但即使是这样的soulmate，韦伯晚年依旧和另一位名为艾尔泽情人纠缠不清，玛丽安妮和她共同从事妇女运动，竟是“姐妹般的朋友”。事实上，韦伯还不止一位情人——她是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
看，即使是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依旧难逃一地鸡毛。天知道韦伯的内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天人交战又丢盔卸甲。
我更相信，即使是清教徒般的自我压抑，也需要有叛逆出口。对韦伯来说，两位情人恐怕就是他的叛逆出口。
我甚至怀疑柏林有着讨好型人格的倾向，亦或是年轻时秉持着讨好型人格倾向，年岁逐渐增长逐渐自信之后，讨好变成了批判——总而言之，柏林的核心观点也是，“我没有观点，如果非要问，那就是你们都不完美。“
用《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刘东的话来说，他总想从铁板上发现被忽略的缝隙，却又总想在变奏中发现共通的分母;而由于不想把话说绝，他又总是瞻前顾后地在提示这一面时，又不忘随即就提及问题的另一面。
刘东认为，这种流亡身份让这只狐狸面对复杂的思想陷阱，犹豫犹豫、绕来绕去，在那深不见底的洞口旁兜着圈子，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像基尔凯郭尔那样，索性向着某种信仰系统去纵身一跃。
纵身一跃真的好么?不见得，硬币总分成了两面，纵身一跃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这一面而失去了另一面。
既然不想全部失去，那倒不如骑在硬币那条窄窄的直立线，同时欣赏硬币两面的美好与缺失。
四
韦伯和柏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俩人生活态度截然相反。
柏林太过宽心，是个善于享受，爱拖稿子的人。爱好歌剧、欣赏文学、热衷社交，尝遍美食，还贪图名声。
儿时的颠沛流离反而导致他看待事情轻如鸿毛。《自由四论》从1953年到1969年曾经被他拖稿了无数遍，以至于出版社编辑几乎对他丧失耐心。
看过“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世纪”的大小悲剧，稿子这种事情大概能拖就拖。稿子哪里能比社交、美食、歌剧以及文学来得开心。
然而韦伯深受清教影响，常年郁郁寡欢，眼神中充满忧郁。1894年和1896年他分别接受了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教职。每每挑灯至夜深人静，妻子玛丽安娜劝他休息，他却逼自己“我若不工作到深夜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教授”。
1897年韦伯的父亲老韦伯突然离世，老韦伯去世前，韦伯与父亲发生严重争吵，以至韦伯无法原谅自己，患上精神疾病后一度不能担任教职，“无论读书、写字、说话、走路或睡觉，他没有不感到痛苦的;他所有的精神机能和部分躯体机能，都拒绝运作”。学校让他带薪休假，却造成他极大的心理负担，他认为只有工作中的人“才算是一个完全的人”。
伊格纳蒂夫在《伯林传》的《尾声》中写到，他曾问伯林为什么活得如此安详愉快。
伯林回答说，他的愉快来自浅薄：“别人不晓得我总是活在表层上。”
韦伯死前不久曾劳累到心肌痉挛，他自嘲，“机器也有转不动的时候。”
以赛亚·柏林曾把思想家简单划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以此形容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区别，因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狐狸聪颖，性喜多方。
马克斯·韦伯可能是一只披着刺猬外衣的狐狸。他坚信学术为业政治为业，因此看遍各国历史。
以赛亚·柏林则是一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他博览思想家的观念，最终得出了坚持自由主义的结论。
一个深刻、一个浅薄，一个焦虑、一个轻松，一个忠诚、一个浪荡，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居然又如此相似。
正如钻石与石墨，相同元素的堆叠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像与不像真的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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