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继续给姚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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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三声(ID：tosansheng)，作者 ：周亚波

比赛结束。中国队输给实力明显强过自己的尼日利亚，失去了通过“成为本届篮球世界杯亚洲成绩最好的球队”直接晋级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对很多人而言，中国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在输给委内瑞拉后就已经结束了。从波兰和委内瑞拉身上获得一胜，本是最好的机会。落选赛强敌林立，晋级东京奥运会的机会微乎其微。

对姚明来说，“比赛”又远未结束。

五场比赛，姚明每场必在场边，每场都是镜头的焦点。从姚明脸上的情绪曲线里，我们可以读到中国男篮满载希望又失望而归的过程。继而，姚明自2017年初上任篮协主席以来，旨在发展篮球运动与产业的一系列举措，也再度被拿出炙烤。

可以确定的是，竞技体育自带更简单直接的成王败寇体系，对商业化程度较高的足篮球运动更是如此。而摆在没有进入正向循环的中国足篮球面前的，又是短期成绩与长期建制之间的持续斗争。对中国篮球而言，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姚明;对姚明而言，这也将是不会再拥有的机遇。

世界杯成绩未达预期，是姚明为中国篮球描绘美好宏图的当头棒喝。尽管熟稔体育的人都知晓“胜败兵家常事”，知晓长期计划不应被一时成败所磨灭。但体育人也应当同时知晓，一场重要比赛的结果，更胜亚马逊雨林的蝴蝶，他所连带的社会影响、商业影响，又永远不能被低估。

“如果毕其功于一役，便当自受其重。”这一点，身上具备着上海人、美国人、中国篮球人性格的姚明，几乎以一己之力带来中国篮球如今之地位的姚明，有着14年职业生涯，退役后也一直未曾离开篮球事业的“改革者”姚明，不可能不清楚。

01 | “市场化”姚明

作为球员，姚明的成长史与成功履历，似乎已经不需要太过重复。

生于上海篮球之家，拥有先天身高优势，走向职业篮球道路，称霸CBA，成为NBA首位海外状元，无数个“第一次”纪录的缔造者。在代表休斯敦火箭征战9个赛季里，姚明8次入选全明星，退役后，火箭队为其封存11号球衣，几年后便入选NBA名人堂。

姚明两个字，很早就成为了中国篮球的代名词。一方面，姚明为火箭队乃至整个NBA联盟彻底打开了中国这一块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因为姚明，“追火箭比赛”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其意义又远远超越了篮球层面。

成为中国篮球第一人，巨人般体型条件是显性的基础。但在姚明成功的背后，有着同样巨大的精神因素。成长于上海、又有着多年留美经历的姚明身上，有着国际化大都市人所具备的“市场化”视野，上海式的精明与美国式开放，成为了姚明身上的一体两面。

这种“市场化”体现在，姚明拥有清醒的头脑，懂得顺时所需，懂得主次轻重，又善于吸纳外部经验。

球员时代，“市场化”就帮助了姚明走到了今天的地位：身高超过了理想篮球运动员标准，就练技术、练中投;身体对抗吃亏，就增肌增重;美国篮球界对自己有偏见，就主动融入，消除隔阂。

2004年上映的纪录片《姚明年》讲述着姚明在踏入NBA第一年的场内场外经历：在场内，姚明从被嘲笑、被质疑，到让自立赌约的巴克利“亲吻驴屁股”;在场外，姚明的英语愈发流利，与队友打成一片，“姚餐厅”的成功，也成为了姚明为美国文化所接纳的标志事件。

一年的时间，姚明两次登上《体育画报》封面，内容，也被当初略带调侃的“大块头”字母排列，变为了“姚明之年”，这正是2004年上映纪录片的片名来源。

从上海人姚明，到“美国人”姚明，姚明最想扮演的身份。还是“中国篮球人”姚明。“美国梦”不是姚明的归宿，他所成就、所牺牲、所抉择、所盼望的出口，仍然是中国篮球。

在姚明之前，中国篮球的运行机制，就已经与高度商业化的NBA联盟产生过矛盾，姚明的前辈王治郅曾因有选择回避国家队比赛而隔绝于中国主流媒体数年。

按照NBA的强度，王治郅为职业生涯而有选择回避国家队比赛的决定，其实并非不可理解。王治郅风波后，姚明已无其他选择，哪怕透支自己的职业寿命。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国内篮球体制的影响，姚明本可以拥有比31岁退役更“保鲜”的职业生涯。

退役后，作为商人，作为中国篮球的建设者，姚明身上鲜明的“市场化”因子也未曾消失。姚明接手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时，第一件事便是放弃“年迈”的老搭档刘炜，引进年轻的刘晓宇。对此，上海球迷曾颇有微词。

当然，俱乐部老板的身份，也不会是姚明投身篮球事业的终点。改造曾影响过自己的中国篮球体制，将其推向“市场化”，与世界接轨，是姚明在2017年接任篮协主席、CBA董事长后的显性目标。对CBA而言，NBA是近在眼前、简单易得的未来模板，而9年的NBA履历，也让姚明成为了比任何人都适合的改革人选。

如果一次留学有长达9年的留学期，并且成绩彪炳，那么，留学归国的建设，几乎可以等同于外来力量的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姚明身上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以及在与美国篮球相处多年后所形成的“美国性”，成为了姚明手持的双面利刃。

02 | “改革者”姚明

“市场化”的姚明，也确实处在中国篮球市场化的新节点上。

摆在姚明面前的中国篮球积弊，比人们想象的要深，改革的难度，也比人们想象中更大。许多人或许不会相信的现实是，不论是职业化程度、市场化时间、青训的完善程度，中国篮球都不如中国足球。

2004/05赛季，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正式启动“北极星计划”，老体育人依然可以背诵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取消联赛升降级、组建职业联盟、设立南北分区、扩展联赛场次。

应声而来的，是CBA联赛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品牌价值随之提高，2005年的总决赛甚至首次获得了美国本土的直播，以珠宝品牌“戴梦得”为标志的一众知名企业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赞助。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等人的领衔下，坐镇主场之利的中国男篮闯进了前八。人们也依然可以记得那届比赛的诸多细节：鏖战美国，陈江华单挑科比，孙悦盖帽霍华德;对阵西班牙，一度领先两位数，最终体力不支惜败;生死战面对诺维茨基率领的德国队，“中国长城”屹立不倒，不辱使命取胜，顺利闯入八强。

2008奥运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印证着李元伟“北极星计划”的成功，也印证着其“用职业联赛反哺国家队”的通路。

遗憾的是，当2009年信兰成上台之后，中国篮球又进入到了急功近利的轨道当中。“北极星计划”被迫搁浅，中国篮球回到了缩减赛程、限制外援、为成绩大搞国字号集训的“倒车”途中，这成了中国篮球挥之不去的阴影。

正如前文所言，长期困扰姚明的伤病，就很难脱离“集训”这一反市场规律的行为。更严重的是，失去活力的CBA在这一期间内并未培养出姚明、王治郅、巴特尔们的接班人，中国男篮从此面临青黄不接，在国际大赛上难求一胜。

在以NBA和欧洲联赛为代表的世界篮球商业化程度趋高，联赛挂靠国家队球员培养的趋势早已不可逆的格局下，中国篮球若强行逆潮流，显然是自断其臂。

但在另一方面，专业模式曾经是此前中国优秀球员的主要来源，被视作短期出成绩的重要途径。市场化对专业化的取代，又必须经历长期而缓慢的认知重构。篮球的人才培养周期有决定了，必须要忍耐相对缓慢的改革见效的过程，这与“国家队成绩”的短期目标看似矛盾，实则一体。

在这一点上，中国足球与中国篮球的处境其实颇为相似。世界足球整体普及度和商业化相比篮球更高，中国足球在世界范围内水平则更低。中国足球就经历过数次“长期改革”与“短期策略”的斡旋，因此浪费过数年的良机。

从十年前开启的这段历史看，这些非但没有成为前车之鉴，反而被中国篮球用来重蹈覆辙，令人惋惜。

拥有姚明，成为了中国足球最艳羡中国篮球的核心点。

在2017年篮协换届之时，已经在退役后浸淫中国篮球建设层面多年、当过老板、助力过中国获得世界杯主办权的姚明，成为了必然的人选：2017年2月，姚明正式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同年7月，姚明出任CBA公司董事长，这被视为篮球行业管办分离的重要一步。

在不少人看来，姚明的位置属于“烫手山芋”，甚至是多做多错。但退一步讲，也正是这一位置这样的性质，让姚明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上任之后，姚明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国家队层面，推行红蓝队分组制度，教练的启用采取竞聘制，培养本土优秀教练;联赛层面，增加CBA场次，推动CBA商业化改革，完善内外援合同制度;人才培养方面，着力打造CBA选秀系统，推动俱乐部青训和校园篮球的挂靠，同时培养青年职业裁判，围绕整个体系发起“填坑”;民间篮球方面，大力发展3X3篮球系列赛事，倡导全民篮球。不一而足。

姚明要面对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对十年前搁浅的“北极星计划”的延续。作为改革者，用一个曾经被“推翻”过的方案支撑改革，需要有上层建筑的支持，需要有舆论支撑，也需要有权威拍板的地位。姚明作为改革者身处这个位置，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来。

03 | 只有一个姚明

上任之后，姚明甚少接受采访。他深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定律摆在眼前，在成败须臾的竞技体育当中，“榜样模式”所带来的益处，随时可能坍塌，反噬成黑洞。

但即便如此，姚明还是很直接地说过，这届世界杯，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成为亚洲最好的球队。

在不多的采访语录中，我们可以大致窥探出姚明的二重准备：一方面，全力为本土世界杯做准备，目标成为赛事成绩最好的亚洲球队，拿到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另一方面，以青训为纲领，用长期的坚持，换回中国篮球的人才储备。

其支撑逻辑链是：在本土的世界杯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在正向舆论环境下，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篮球，让更多的商业资本投身篮球，再通过人才和资本的激励，推动篮球运动的下一轮发展。

直通奥运会梦碎，且落选赛强敌林立，中国队几乎告别东京奥运会的情况下，这样的逻辑链条面临断裂。继而，关于姚明改革的种种质疑，也将取代世界杯前对其工作的赞誉，这是竞技体育“成王败寇”的舆论规律。

只是在质疑之前，我们仍旧应当清楚：姚明，以及姚明的位置，姚明正在实践的改革，对中国篮球的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不论是影响力带来社会力量动员、社会舆论的成本，还是任事时代表权威的话语权，在需要变革“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的语境下，都是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姚明曾在此前的发言中表示，“中国篮球当前问题就是处处都是问题”，用姚明手中的利刃来扫除不利于长期发展荆棘，才是中国篮球最好的选择。

在姚明之前，郎平就曾为人才凋零期的中国女排起到过类似的作用，但与女排这般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项目相比，篮球界的改革需求更迫切，改革空间更广阔，姚明所拿到的位置，也与郎平的主教练身份大不相同。

中国并不是“原生篮球国家”。中国的篮球基础，既庞大难摧，又比想象中脆弱。在这种维度下，过去，作为“下游输出”的重要参与者，姚明需要的是展现竞技实力，如今，作为“上游建制”的核心管理者，姚明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交出一整套的答案。

对中国篮球而言，姚明曾是来之不易的群众基础的长期构建者，中国篮球需要姚明将他过去做到的事情“再做一遍”，不同的只是实现的方式。

对姚明而言，这也是自己跨过篮球巨星的单一角色，并利用前期的角色积累，对中国篮球操刀手术，从而走向正确的、顺应历史的轨道的唯一机会。

中国篮球和姚明，互为必选项。

只有如此，只有哪怕在这样的短期失败中，给姚明更多的时间，才能有机会让他寻找到下一个自己：对市场化的职业俱乐部而言，商业的逐利目的决定了他们不会将“育人”放在第一要务，青训的巨额成本，需要漫长而持续的资本介入。国家资本被视为一种策略，也是不能有效动用社会资本时的有效选择，但若如此，又与管办分离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不可控的干扰下，更会让产业进退两难。而社会资本包括带有国企背景的社会资本的介入，需要的是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刺激。姚明作为影响力的一大来源，与其所处的位置，可以成为资本吸引的强侧，CBA与中国人寿的合作，便是鲜明的案例。

在中后期，这些前期的资本可以逐步收到成效，专业人才这一环经过强化后，原本破碎的逻辑链才能有可能完成。如此，中国男篮在本届赛事中的失利，才不会被过度放大。

如姚明自己所言，2019年世界杯的这批球员，显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姚家军”，真正开花结果时，还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

所以，当记者向姚明发问，如果需要选一个人需要为世界杯实力担责，姚明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我。”只有姚明能够这样回答，它足够有底气，足够有分量，不会是“我开炮式”的宣泄，只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

我们需要给出更多的时间，让姚明去寻找下一个“姚明”。中国男篮在本土世界杯上的折戟，以致错失亮相东京奥运会的机会，是千秋途中的一时之挫。它是一次严重的挫折，但又必须止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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