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丑闻：手握榔头者眼里都是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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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亚马逊、谷歌与苹果的智能语音助手接连被爆出窃听用户数据的丑闻，面对这样的指责，几家企业的公关回复口径也几乎是一致的，首先祭出初心论，即录音的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语音助理的智能算法，提升用户体验;其次则言之凿凿声明此行为并不会泄露用户的隐私。可随着质疑声音越来越多，谷歌与苹果都暂时中止了录音的行为，而亚马逊也逐渐在进一步做出改善的措施，明确用户可以将录音的行为关闭。

然而，承认吧，站在用户的视角去看，关闭语音助手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正在变为一个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针对苹果录音的爆料中，Siri录音最多的设备其实不是手机和平板，而是苹果的智能音箱设备Homepod。如今，我们已然进入一个智能家居化的时代，智能语音助手工具的效率与便捷，显然正在改变着我们家居生活方式，物与物的连接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标准生活范式。智能家居设备生产也一再在消费主义的狂潮中，为我们灌输这样的信念：能用嘴去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动手。虽然目前的智能语音助手并未成长为科幻电影中那般“人性化”，可你购买的每一款智能设备，它们都被安插上自动学习的功能，你喜欢听的歌曲，你的购物偏好，甚至你的生活怪癖，只要你曾经与它有过交流，他们都会如实记录在案，并作出分析判断。这些看似凌乱琐碎的生活碎片，一经规模化的归纳整理，便会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当然我们更担心的是，用户的隐私一经泄露，这些数据除了反过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还被作用于其他目的。

从影视中刻画窃听的入口去观摩“窃听”的形式变化，会更加直观。回想一下，过去的窃听题材的电影(如德国影片《他人的生活》，描述的是80年代的东德极权社会)，窃听者如果要对窃听对象进行窃听，首先要做的是派遣技术人员秘密潜入窃听者的家里布署暗线，做好不被窃听对象察觉的万全准备;窃听者如果想拿到重要的信息，还必须轮班倒，去实时监听，并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而依托于最新的技术，窃听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在最新播出的网剧《傲骨之战》中，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开始了对剧中女主角戴安的窃听，手机本身就是窃听的入口，在这个入口中，不需要植入任何设备，它自带一个“后门”，戴安的工作和生活记录，她的一切秘密，都被窃听人员一览无余，并实时通过数据进行侦察工作，查看女主的思想动态。在该剧的描述中，权力机构绕过了企业(企业让渡权限)，及时监督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

从窃听技术的沿革，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窃听正在从一种秘密的“仪式化”行为转换为公开的“日常化”行为。公众是被推搡着默认般遵循了这一公开化行为。隐私权的边界被技术的发展轻而易举的松动瓦解，以至于模糊不清。

数月前，美国的保守派组织爆料谷歌正在通过技术手段，暗中阻止特朗普2020大选连任。爆料的内部人士提到，能够实行这一操作的基础就是监控他们的用户，继而在他们做出“愚蠢”的举动时，通过人为干预来予以扭转。在新闻爆料中的视频片段显示，谷歌行为的创新负责人称“我们引入人工智能的原则是因为人不能划清自己的底线，他们不会说什么是公平公正的，所以作为大公司我们会替他们说。”

这个论调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自由观念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如果一个人思想不成熟，愚昧，并且没有文化，那这个人就不知道他真正想要做什么，而如果同时，另外一些人(在这里，就是那些自诩为精英主义的国家、集团或个人)知道人真的需要什么，他们帮助前者做一些他们本来如果有足够的知识或能力也会去做的事情，那这是在限制那些愚昧的人的自由吗?伯林认为，无论这些话说得有多么巧妙，初衷是多么良苦用心，但“限制就是限制，强迫就是强迫，而非自由。”回首二十世纪的历史，许多观念曾经带着满满的善意而来，最终却通向了地狱之路。

古老的箴言说：在手握榔头者的眼中，他看一切都仿佛是钉子。而互联网企业就是那个手握榔头者，将个人生活的一切琐碎事务统统打包为有价值的数据信息——无论是基于发展公司效益还是自诩维护社会正义，这些行为显然都触犯了公民隐私权的边界，那些委婉的公关措辞或夹带善意的积极暗示显然并不是公众期待的满意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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